◎舒可文
“中國問題現(xiàn)在已變得遠非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內部問題了，可以說，它已經是一個國際性的問題，而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未來的20世紀，它將是一個比現(xiàn)在更為緊迫的問題�！�
1892年，美國傳教士阿瑟·史
密斯為他的《中國人的特性》在英美再版寫這個緒論時，盡管已經預設了長遠的100年，還是沒料到預想的還不夠遠。100年后的又一個90年代里，像是返老還童，這本書至少有4個版本在中國出版，英文版至少在2002年又一次再版。新一輪對“中國問題”的檢討被重新啟動，當然不是來自于這么一本很不嚴謹?shù)碾S筆集。就像“五四”前后的國民性討論由自省到反省，轉而批判，繼而“自蔑”，終是有一個現(xiàn)實處境和一種理想來打底的。
于我而言，這種檢討從有所共鳴的那一刻，就伴隨著幾近自我否定的刺痛。百年更變，悠悠歲月，當年時賢們的理想與今日的理想有哪些區(qū)別？中國與世界的現(xiàn)實處境發(fā)生了哪些變化？在或者感受自我否定的刺痛或者淪為阿Q的糾結之間，是否有一條自我和解并與世界和解的道理？正是在這種糾結中讀到的魯迅，便有異于之前讀到的教科書導讀了。從魯迅去世前的“一個也不寬恕”，回溯到他從文之初的《破惡聲論》、《文化偏至論》，魯迅的斗士形象方顯示出另一種面貌，其間30年橫眉冷對劣質的“國民性”，竟迂回錯綜地起自那樣一種對自我和解的期望。
多少事，從來急
魯迅的年代，那是一個世界格局重組的年代，與今日的世界竟有某種相似。魯迅的年代，有科學派，有啟蒙派，有國粹派，有革命派，有民族主義，有世界主義，有無政府主義，有蝴蝶
鴛鴦，有費厄潑賴，眾聲爭鳴，可是魯迅為什么說，“故縱唱者萬千，和者億兆，亦絕不足破人界之荒涼”，他的理由是，“若其靡然合趣，萬喙同鳴，鳴又不揆諸心”。
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由此開始，這也是魯迅不同于新文化運動同倡者胡適、陳獨秀的出發(fā)點。胡適和陳獨秀的新文化都指向某個制度設想，魯迅在眾聲爭鳴中卻堅持回避具體的制度設想。
“不揆諸心”是一個提示。陳獨秀在開啟新文化運動時解釋說：吾人倘以為中國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組織吾之國家，支配吾之社會，使適于今日競爭世界之生存，那就不用變法維新，流血革命，免得勞神費力。陳獨秀的這番講解不只是針對保守力量的，他實是道出了在現(xiàn)代世界中的中國處境。對于中國，關于現(xiàn)代的觀念是由競爭概念被啟發(fā)的，從開辦洋務、維新變法到革命思潮，都是在選擇新的方式來組織被國際競爭沖散的中國社會，使之適應現(xiàn)代生活。因此相關的言論和設計都帶有倉促的策略性質，所根據(jù)的理論和現(xiàn)實資源，必定帶有過于強烈的外源性，此情勢中，揆諸心，難。
甲午戰(zhàn)敗后，嚴復編《天演論》引入社會達爾文主義，推崇優(yōu)勝劣汰的新價值觀，其心可鑒，其意也切，再也沒理由從本民族的氣質中去發(fā)現(xiàn)價值。作為《原強》動力和衡量種族優(yōu)劣的“民力、民智、民德”幾項指標中，“尚力思潮”一時驟起，梁啟超、魯迅都曾有文推薦斯巴達精神，其首舉就是嚴復從進化論演繹出的“鼓民力”之說，在急于適應和滿足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生存需求中，中國過去的觀念以及相應的國民性格都成了民族生存的障礙。在嚴復的時論中，國民性改造的愿望就迅速清晰起來，雖然他還沒有使用這個詞語。
梁啟超的國民性改造方案大致是從“興民權”開始，《西學書目表后序》中，梁啟超梳理的因果線索是，“三代以后，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原”。所以，“今日策中國者，必日興民權”。要通過變法，抑君權，伸民權，使人人有自主之權，“何謂自主之權？各盡其所當為之事，各得其所應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則天下平矣。……權也者，兼事與利言之也”。無奈，變法未成。1900年，梁啟超在給康有為的一封信中把“興民權”的方案向后退了一步，他尋根摸脈的語氣和結論都是開創(chuàng)性的：
“中國數(shù)千年之腐敗，其禍極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隸性而來，不除此性，中國萬不能立于世界萬國之間。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鉗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藥，萬不能愈此病�！�
開民智一說，在梁啟超，是一項回爐再造舊話。戊戌之前，梁啟超曾赴湖南，任時務學堂的總教習，隨即啟發(fā)了湖南學堂林立，這是他倡導的遍設學堂以“開民智”的實踐，而廣興學會是以“開紳智”，“課吏館”則是為了“開官智”。在重說開民智的同時，他又時而轉回興民權，“不與民權，民智烏可得開”。循著他的言論，我看到了那個因是果、果是因的躊躇，糾纏不解的困境。
1902年梁啟超開辦《新民叢報》，從這個半月刊的刊名，大約可猜測梁啟超還是把國民性改造視為“第一急務”了。“……茍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的主旨而寫作的《新民說》，從《新民叢報》創(chuàng)刊號開始連載。與新民形象相呼應的，是對西方現(xiàn)代觀念廣泛的引介和詮釋，在1902年10月《干涉與放任》中，馬克思主義被介紹給中國讀者，梁啟超還做出了“社會主義必將磅礴于20世紀之世界”的預言。
梁啟超曾躊躇其中的那個因果困境，并沒有因為他的新民說而化解。同是開辦于日本華人中的刊物《浙江潮》，以今天的時間距離來看，其“輸入文明”，“發(fā)其雄心”，“養(yǎng)其氣魄”，“洶涌革命潮”的主旨，與梁啟超并不對立。但在當時，發(fā)自《浙江潮》的反駁說，必須先有新政府，才會有新民。因此梁啟超的新民說是“倒因為果”。新制與新民，究竟孰因孰果的異見，也出現(xiàn)在嚴復和孫中山之間。1905年時，革命思想已成思潮，思想先驅者嚴復卻冷言相向，他說：“以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將見于乙�！彼戎簡⒊�，更少猶疑，認定只能從教育開始啟發(fā)民智，之后才有望其他的改變。而孫中山在對中國國民性的檢討上，與嚴復、梁啟超并無大別，而且他們一致將其原因都歸之于千年專制所造成的積習。但嚴復以中國民智未開不適于共和的立場，被孫中山譏為“曲學之士”，孫中山質問的是：“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書讀至此，此情此景回響至1963年，毛澤東也有這一聲高嘆：“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辛亥革命后“曲學之士”那個“害之除于甲者將見于乙”的警告，應驗在了時局的陰晴變換中。君權推翻，民權卻沒有如愿而興，新民也沒有如期而立。終于，胡適發(fā)誓20年不談政治，這話是他在新文化運動早期說的：“民國6年，大家辦《新青年》的時候，本有一個理想，就是20年不談政治，20年離開政治，而從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設政治基礎�！�
較之疾風驟雨式的政治革命，新文化運動看似是一種溫和的國民意識的基礎建設，從社會達爾文主義成為對中國屢次失敗的解釋形成共識后，對國民意識的建設，自然要伴隨著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這種批判與最激進的觀念之間，究竟有怎樣的邏輯關聯(lián)，是一個讓人好奇的問題。比如為我們熟知的文字拉丁化方案，即使在今天也顯得激進，尤其是對比時賢們所要融入的歐洲現(xiàn)代文明，使用各國自己的民族語言，英語、德語、意大利語、法語等，擺脫拉丁語的權威，本是包括在現(xiàn)代民族運動的題意之中的。對如此激進的方案，權且理解為一種改造國民性、融入新文化的決絕心志。
在這種決絕中，這種否定性描述在《阿Q正傳》得到了一個完整的群像。而趙秀才、假洋鬼子成了戴“銀
桃子”的革命黨，這個結果呼應了嚴復推想的“害之除于甲者將見于乙”，魯迅只是給甲和乙起了名字，其質地無異。
到左派力量聚集起來后，國民性的批判再一次卷入制度革命的疾風驟雨中，國民性與制度孰因孰果，又一次被重新調理過來。
風月寶鑒
對中國國民性的檢討，從一開始就被置于一個比較的結構中。嚴復最初在體會國民性時，比較說，“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新以勝古”，“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重節(jié)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歡虞”，“中國夸多識，而西人尊新知”。言語間雖然沒明確的優(yōu)劣之偏，但由于這種比較的動機來自現(xiàn)實的較量，現(xiàn)實中敗者一方必定是劣等的，至少對于競爭而言是劣勢的。梁啟超《新民說》中，對中國人的“尚智不武”已經使用了負面的描述，所謂“鬼脈陰陰，病質奄奄，女性纖纖，暮色沉沉”。
日本明治維新后也曾出現(xiàn)過針對國民性的討論，理由同樣是“政體之維新非人民之維新”。最著名的日本啟蒙學者福澤諭吉的《勸學篇》，警示維新了的日本：文明的外形易學，內在的文明難求。他所勸學的具有獨立心，自覺心的內在文明，其宗旨是建立現(xiàn)代人的主體意識。
對不同民族的國民性研究開啟于現(xiàn)代國家，對中國國民性的敘述線索大致可從孟德斯鳩開始，那種從地理環(huán)境來決定民族性格的方法，鋪墊了一條本質論的判斷陷阱，而黑格爾的歷史研究、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研究，各從其所據(jù)，勾勒和解釋了東方/中國文化的主奴品質。在甲午海戰(zhàn)戰(zhàn)敗的刺痛中，《清議報》曾登載過一篇日本人寫的文章，這篇文章就把中國人的戰(zhàn)敗歸為“支那人乏愛國心，而富于自私心”的奴性，并且把奴性視為中國人的“錮性”。
我不能判斷，這種敘述對中國的國民性檢討有多大程度的引導性，但史密斯《中國人的特性》伴隨著這種檢討的印跡是可循的。史密斯，美國傳教士，中文名明恩溥，在中國傳教40多年。1889至1890年，當時被譯作《支那人的氣質》的隨筆在上海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上連載，隨后結集在上海出版。全書40章，羅列著中國人的40條特性。出版后引起了諸多議論和質疑，1892年再版時刪掉了14條，其余26條廣為流傳，其中雖然也羅列了勤勞、節(jié)儉、生命力頑強、仁愛、重責守法等特質，但面子、麻木、有私無公、缺乏同情心、少信用、迷信，這些被他描述的特質，似乎至今都不陌生。1894年日本人翻譯出版了日文版，1903年上海作新社出版了第一個中譯本。
梁啟超在1901年《中國積弱溯源論》中列舉的舊國民性六大弊端：奴性、愚昧、為我、好偽、怯懦、無動�！耙陨狭撸瑑H舉大端，自余惡風，更仆難盡，遞相為因，遞相為果，其深根固蒂也。”無論是否屬實，或所見略同，這六端在《支那人的氣質》中都有所描述。
這本書在魯迅的文字中數(shù)次被提及，直到魯迅逝世前兩周，他還在《立此存照》(三)里說：“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的氣質》來。”顯然魯迅沒有看到1903年的中譯本，但是有研究者找到了相關資料，說明魯迅在日本期間讀到過日譯本。
1936年潘光旦翻譯為《中國人的素質》，編譯了其中15個章節(jié)，刪掉了與特性不相干的，或貌似特征其實不是的，或特定地方色彩的，或早成陳跡的。他說之前他“在‘民族’這個很廣泛的題目上發(fā)表過不少的文稿”，對于史密斯的書，他認為雖然在大體上是一幅逼真的寫照，書中“所歷敘的中國人的特性，不但是一個事實，為明氏(史密斯)一班明眼人所見到，并且，就生物淘汰的學理言之，也確乎是一些無可避免的結果”。但“明知其是一個個人的印象，不科學的”，因為“明氏單單把果和盤托出了，并沒有講因，恐怕他實在也不大明白因之所在”。其實“中國人適應自然環(huán)境的力量很強、中國人的腦量和智商不比西方人低。……我們只要離開文化的領域，走入生物的領域，離開文化而談民族，離開后天的而談先天的，離開環(huán)境而看遺傳，就可發(fā)現(xiàn)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是有一個燦爛的將來的”。由此，他把對國民性的否定性檢討引向了優(yōu)生學這個科學領域，部分地回避了在傳統(tǒng)文化和政治制度中糾纏躊躇。
潘光旦對這種否定性所做的有限辯白，很難真正矯正這種否定性，但在1936年那個臨戰(zhàn)環(huán)境中，不能不算一種死而后生的自我肯定。這又讓我想到了，1911年梁啟超就曾做過的有限辯解，他在《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里，把國民性做了兩面的區(qū)分，“不爭”也可是平等觀念，是自營自助；愛國心不發(fā)達，也可解為有世界主義之胸懷；而后又加上了，報恩、慮后等，都是優(yōu)異的性情。他忽然醒悟到，那種與科學相關的所謂智力，也并非西人所天生特性，不過200多年的事，那么，“吾之所蘊積，亦實有優(yōu)異之點，為他族所莫能逮者，吾又安可以自蔑？”
1915年辜鴻銘結集出版的《中國人的精神》的辯白是出了名的，尤其是他指明了是針對史密斯《中國人的性格》一書的。他說：“在我看來他就不理解真正的中國人，因為，作為一個美國人——他無法深刻地理解真正的中國人�！袊说木竦谝粋�就是紳士性(gentle)，紳士性并不是天性軟弱，也不是脆弱屈服，而是沒有強硬、苛刻、粗魯和暴力。真正的中國人可能是粗卑的，但粗卑之中并沒有粗野；真正的中國人也許是丑陋的，但他的丑陋卻并不可怕；真正的中國人也許是庸俗的，但庸俗之中并沒有侵略性；真正的中國人也許是愚昧的，但愚昧之中卻并沒有荒唐；真正的中國人也許是狡黠的，但在他的狡黠之中卻并沒有邪惡�！�
國民性的自檢在漫長而艱辛的歲月流變中，時而被喚起，至今各行各業(yè)都能夠以“這素質”、“劣根性”等詞語，簡言之。對國民性的否定性敘述不斷地被穩(wěn)定化。薩義德東方主義理論認為，來自強大文化的敘述可以形成一種霸權，并會遮蔽對此提出異議的可能性。這個理論提供的解釋方法，被運用到百年來對中國國民性的解釋之后，這種否定性判斷究竟是據(jù)實而論，還是被敘述所塑造？還是據(jù)實而論的批判在長久的重復中得以穩(wěn)定，成了阻礙和改變分析手段的方便借口？引發(fā)過一陣不小的爭論。無論如何，不能忽視的前提是這種否定性形成于中國戰(zhàn)敗的那段歷史中。
國民性自檢作為思想母題，到1948年儲安平著《英人·法人·中國人》，算是一個階段。對比“英人為行動之人、法人為思想之人、西班牙人為感情之人。英人的心理中心在意志，法人的心理中心在智慧，西班牙人的心理中心在靈魂�！蠖鄶�(shù)國人之好高而不切實際，重虛文而不重實質，喜放言而不埋頭實行”。他以中英兩則諺語，概括了兩國的不同的國民性：“英人有言：一個英國人：一個呆子；兩個英國人：一場足球；三個英國人：一個不列顛帝國。中國的諺語則為：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
“中國人缺乏合作能力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的抽象能力太強。每人都有他自己的理想和辦法，而每人的理想和辦法又都是那樣精細，以致在團體行動中，意見總不易一致。在公共的集會中，總是辯論熱烈，有時且不免發(fā)生劇烈的爭執(zhí)，人人都要貫徹他自己的意見，人人都不愿犧牲或放棄他自己全部或一部分的意見。意見上的爭執(zhí)又常常影響到私人的情緒，以致在行動時不能獲得和諧的精神和一致的步驟。在大多數(shù)的情形下，爭執(zhí)的結果使一部分人消極退出，退出的人且會作反對和消極的行為。有者則討論多時而一無結果，使最初的熱情都煙消云散。抽象能力豐富的另一結果是妒忌心理的尖銳，人人不愿他人成功而樂見其失敗，領袖欲強烈的人更不甘接受他人的指揮。因此在團體生活中不是明爭就是暗斗，這些都易使公共事業(yè)受到致命的傷害而常中途夭折。”
之所以在此大段引述儲安平的文字，因為在這里，對國民性的檢討發(fā)生了一個變化。
儲安平認為：“現(xiàn)在的中國人已失去了他們共有的同一的民族典型。”所以他把中國人分出了兩類——知識階層和農民。他說：中國的農民也頗務實重行，他們腳踏實地，實事求是，這一點與英人一樣。雖然中國農民常有僥幸之心，但那不是想象的運用，不過是絕望中的愚念。他們孜孜不息，儉為節(jié)流，勤為開源�！斑@種務實重行的性格，在中國知識階層的性格中，極其缺乏……今日中國知識階層最大的特點即為醉心于抽象的理論而好表面的虛文”，他把中國知識階層諸如上述的性格，診斷為“中國社會的可怕的慢性
肺結核癥”，而“今日中國知識分子所具有的種種缺點劣點，是未嘗悉見之于未受教育的農民”。
魯迅早在1908年的《破惡聲論》中做出過幾乎相同的判斷：“墟社稷毀家廟者，征之歷史，正多無信仰之士人，而鄉(xiāng)曲小民無與�！�
破“惡聲”
國民性一直由知識階層來批判，在儲安平的民分兩類式分析中，知識階層還能保留這個資格嗎？如果不能，那可憐的阿Q由誰來喚醒呢？魯迅在簡介阿Q時，通過一個名字，一個籍貫，把國粹派的正名，胡適的考據(jù)，陳獨秀的提倡洋字都卷了進去。雖是小小的譏諷，卻也表達了魯迅對時賢們某種程度的不屑。
而魯迅“一個也不寬恕”的冷漠冷對，在許壽裳的理解中，是他因為“怵于當時一般新黨思想的……于是大聲疾呼地來匡正”。
在魯迅與所謂“淺薄猥賤”的思想遭遇之外，其實有一種與自己和解、與現(xiàn)代文化的批判思路，《破惡聲論》簡要地表達了這種思路。
100多年前魯迅在日本遠懷中國時的概括，竟讓人覺得，歷史的風起云涌時過境遷似乎沒有提供太多的思想變化，魯迅如再世也許還會說，這“實在使我打了一個寒噤”�？�，“聚今人之所張主，理而察之，假名之曰類，則其為類之大較二：一曰汝其為國民，一曰汝其為世界人�！罢邞匾圆蝗缡莿t亡中國，后者懾以不如是則畔文明”。
“總計言議而舉其大端，則甲之說曰，破迷信也，崇侵略也，盡義務也；乙之說曰，同文字也，棄祖國也，尚齊一也，非然者將不足生存于二十世紀。至所持為堅盾以自衛(wèi)者，則有科學，有適用之事，有進化，有文明，其言尚矣，若不可以易。特于科學何物，適用何事，進化之狀奈何，文明之誼何解，乃獨函胡而不與之明言，甚或操利矛以自陷。嗟夫，根本且動搖矣，其柯葉又何半焉�！什≈袊袢罩當_攘者，則患志士英雄之多而患人之少�！�
魯迅所說的“國民主張”所對應的民族主義知識，來自現(xiàn)代啟蒙運動中形成的民族自覺意識，而所謂“世界人”多對應的無政府主義，是伴隨著對現(xiàn)代社會的批判而興起的思想。這兩種主張在當時都是被當做最為進步的知識為中國時賢所推崇的，而魯迅卻從中聽到了六種“惡聲”：破迷信、崇侵略、盡義務，同文字、棄祖國、尚齊一。這些惡聲造成了一種“惡濁擾攘”的“寂漠”和“荒涼”。
要來破迷信的主張中，一種是建孔教，而“子不語怪、力、亂、神”。一種是基督教，反中國的泛神觀念。一種是fo教再興。
“顧吾中國，則夙以普崇萬物為文化本根，敬天禮地，實與法式，發(fā)育張大，整然不紊。覆載為之首，而次及于萬匯，凡一切睿知義理與邦國家族之制，無不據(jù)是為始基焉。效果所著，大莫可名，以是而不輕舊鄉(xiāng)，以是而不生階級；他若雖一卉木竹石，視之均函有神性靈，玄義在中，不同凡品，其所崇愛之溥博，世未見有其匹也�！钡斞敢舱f：由于民生多艱難，這種本性淡漠了，只能見之于古人的記錄與本性未失的農夫。在此，我好像找到了后來魯迅做《故事新編》的情感動機。
魯迅首先質問的是，中國人信仰萬物皆有靈性，崇拜有形的萬物，如果有人說這種崇拜與信仰是迷信的、荒誕的，那么，對于無形的神靈、單一的神，你如何能確定它就是唯一的正確信仰呢？被中國的志士們稱之為迷信的，魯迅卻認為是民族內在性的精神方式，是中國發(fā)育壯大、創(chuàng)造性的始基。而無視這種內在性的志士，粗聽了些科學，就說“磷，元素之一也，不為鬼火”，動輒還會把對外吃敗仗、國家蒙辱的罪過，加在迷信的鄉(xiāng)曲小民身上。魯迅稱這種內心無信仰、唯功利是尚的志士為“偽士”。
在此，魯迅并沒有反對科學，也沒有否定別的宗教，只是疾呼：“偽士當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崇侵略的則像動物，獸性是其主導，又最具奴性�！胺蚬琶裎┤�，后乃成國，分畫疆界，生長于斯，使其用天之宜，食地之利，借自力以善生事，輯睦而不相攻，此蓋至善，亦非不能也�！濒斞竼栔臼�，為什么要我們崇拜獸性呢？這惡聲與一百年后的“河殤”、“大國崛起”，是否存在著血脈聯(lián)系？前后關照，至少，這兩個時間段，都處在經歷了封閉之后參與國際競爭的時候。
魯迅區(qū)分了獸性愛國者和對獸性愛國者的崇拜。所謂獸性愛國之士，“必生于強大之邦，勢力盛強，威足以凌天下，則孤尊自國，蔑視異方，執(zhí)進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異種悉為其臣仆不慊也。然中國則何如國矣，民樂耕稼，輕去其鄉(xiāng)，上而好遠功，在野者輒怨懟，凡所自詡，乃在文明之光華美大，而不借暴力以凌四夷，寶愛平和，天下鮮有。惟晏安長久，防衛(wèi)日弛，虎狼突來，民乃涂炭。第此非吾民罪也，惡喋血，惡殺人，不忍別離，安于勞作，人之性則如是”。
如是說，中國的文明只是在現(xiàn)代競爭方式中被打敗了，不是中國的罪過，而“吾志士弗念也，舉世滔滔，頌美侵略，暴俄強德，向往之如慕樂園”，成為崇獸性愛國者。魯迅在此也沒有反對共和，沒有反對革命，只是憤然于“吾華土亦一受侵略之國也，而不自省也乎”。
可惜，魯迅未完成全文，只分析了兩種流行于識時之彥的惡聲。
而此文之前，魯迅所作的《文化偏至論》里，已經分析了“今所謂識時之彥”，其實，多數(shù)是
盲子，少數(shù)為巨奸。他說，即使是中心皆中正無瑕玷者，展其雄才大略，最終把所謂新的文明施行于中國。而這類隨時而遷變的偏執(zhí)之事，在人家那里已經變得陳舊過時，我們卻自陷于人家已經克服的偏執(zhí)。
他說，這種隨遷流而導致的偏執(zhí)，在西方自有它的不得已的歷史，但將其橫取而施之于中國，行不通。魯迅說的偏執(zhí)之物，“是何也？曰物質也，眾數(shù)也”。在這里，魯迅指向的是洋務派和改良派的主張，這兩者在“五四運動”時改名為“德先生”和“賽先生”。魯迅當然沒有反對物質和眾數(shù)本身，只是拒絕那種崇奉逾度，傾向偏趨的媚態(tài)，他指出的是，物質不能“盡人生之本”，眾數(shù)也不足以“極是非之端”，若沒有內在精神，沒有尼采說的個人，則凡事不舉。
魯迅設想的“人國”里人，當是人各有己，不隨風波，“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
至此，我讀到了一個與世界思潮，與本族血脈和解的魯迅，他為現(xiàn)代主體人格的建設，設想了一個發(fā)生于他與我、新與舊之間的相互滋養(yǎng)、相互批判的進程。
1980年，哈貝馬斯接受阿多諾獎時做了題為《現(xiàn)代性：一個未完成的方案》的著名演講，他分析了現(xiàn)代性的兩種動力，一個是追求現(xiàn)代價值的肯定動力，一個是反思現(xiàn)代性的批判力量，以此揭示出現(xiàn)代化道路的未完成性質。
把《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以及“一個也不寬恕”的即時筆仗，放置在哈貝馬斯理論化解釋中，魯迅遺產展現(xiàn)出更寬闊的意義。而我，竟是為了完成紀念他的時務，才讀出他那種深厚的承擔……
來源：三聯(lián)生活周刊
－－－－－－－－－－－無可告別的故鄉(xiāng)
清末民初的紹興，既非通都大邑，也不是軍事要沖，相對于長三角其他區(qū)域，到底還是閉塞的鄉(xiāng)土社會。這個古老的城市，見不到三瓦兩舍、聲色管弦的繁華，只有錫箔制作作坊中傳出的單調的鍛打聲，送走古城一個個寂寞的黃昏。那些古樸的茶館、酒店，在魯迅筆下則是精神麻木而空虛的市民消磨時光、議論社會新聞的地方，抑或是嘲弄不幸者取樂的所在。
故鄉(xiāng)之于魯迅，并非魂牽夢系的歸宿，而是認識國家與國民的起點。
主筆◎李偉 攝影◎蔡小川
搬家
“我還記得天上那輪金黃色的圓月，下面是一望無際碧綠的
西瓜田，那個手拿鋼叉紫紅臉膛的少年，他的脖子上還戴著銀項圈�！痹陲w往東京的飛機上，已經60多歲的熊谷貴美對我回憶說。
這是魯迅的《故鄉(xiāng)》中的場景，也是最早在日本被翻譯的作品。1952年，日本一家出版社的中學語文教科書收錄了《故鄉(xiāng)》。中日邦交正�；螅毡舅械慕炭茣际珍浟诉@篇作品。也就是說，1972年以后所有的日本學生都讀過它，通過那輪皎潔的明月，進入了魯迅的故鄉(xiāng)。
按照周建人在《魯迅故家的敗落》中的記錄，魯迅是在1919年底，一個下雨而寒冷的夜晚，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xiāng)紹興。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鄉(xiāng)，要帶著母親、妻子和弟弟周建人一家離開，啟程前往北京。
大概在兩個月前，鄰居朱閬仙將魯迅一族的宅子——新臺門一并收購，雙方簽下了“絕賣書契”，契后附有周家老宅的平面圖。周家三兄弟都在上面畫了押。實際上，早在宣統(tǒng)三年正月(1911年2月)，周氏家族就已經分了家。這份“共同議單”上寫道：“我周‘致、中、和’三房，自乾隆迄今，歷百年余，各房均有薄產，近來家道漸落，子孫無業(yè)居多，式微景象觸目皆是……所有余產彼此分潤，以濟困乏�！苯Y尾署名“致房派下智字興房”有豫才(魯迅)、喬峰(周建人)的“花押”。這兩份契約，現(xiàn)在還保存在紹興魯迅紀念館中。
周氏家族的解體已經走到了最后一步。先是各家賣掉了名下的田產，又聯(lián)合起來賣掉了祭田和房屋。旁支的過橋臺門已經賣掉了�，F(xiàn)在，興、立、誠、禮、義、信六房又聯(lián)合賣掉了新臺門及房后的百草園。
買家朱閬仙已經催過多次，要求趕快把房子騰出來。于是，最后搬家的期限定在了1919年的年底。魯迅回來，就是為了完成善后。周建人晚年回憶說：“現(xiàn)在，樹倒猢猻散，這一代已是末世子孫，把祭田賣了，祖墳不管了，祭祀也免了，各自拿了有限的金錢，營造安身立命的小窩。大家明白，今后已經沒有什么祖業(yè)可以考了，這有限的金錢，究竟能夠維持多少時日，誰也沒有把握�！�
周建人在《別了，故鄉(xiāng)》一文中詳細記錄了這次搬家的過程。老房子已經住了100多年，搬家無疑是一件龐大的系統(tǒng)工程。賣房的消息早已傳了出去，大家都知道，又一個大戶人家敗落了，所以收舊貨的商人們都蜂擁而至，殺價收購。笨重的家具沒人要，大多送人了，即使賣給親戚朋友，也只收很少的錢。桂花明堂里的各種花草也都送了，只留下一盆魯迅當年從日本帶回的水野
梔子。墻邊的長條泥地里，還有一叢天竹，在寒風中倒顯得風姿綽約，那是魯迅的父親當年親手種的。
院子里人來人往，有來買東西的，有來搬東西的，也有來偷東西的，就像《故鄉(xiāng)》中的“楊二嫂”。周建人記得，小堂前本還掛著一副趙孟頫的畫，畫著一朵荷花、一片
荷葉和一只鷺鷥。可是在某天早上起床后就不見了，魯迅看到，笑了笑，什么也沒說。
來幫忙搬家的是運水，也就是《故鄉(xiāng)》中的閏土，魯迅兒時的伙伴。他姓章，本名運水，因為八字上五行缺水，所以小名也叫阿水。魯迅在寫作時把這個名字稍微改了一下。運水的父親叫章福慶，本行是海邊鄉(xiāng)下的竹匠，農閑時就到魯迅家?guī)兔�，有時候帶上兒子。這一次，運水也帶上了他的大兒子啟生。
很多年過去了，運水已經備受生活摧殘，蒼老的臉上滿是皺紋。這對魯迅觸動很大。不過啟生很像少年時的運水，頸上也掛著銀項圈，頭上戴著小氈帽，而運水也依舊那么老實本分。家里不用的東西就讓運水自己拿，運水只拿了兩條長桌、四把椅子、一桿臺秤，還有草灰做肥料，最后又向周建人要了一管板槍，“用來戳一戳西瓜田里的獾豬”。
魯迅要做的主要是清理書籍和字畫。絕大部分的書要運到北京去，木工師傅想到了運紹興老酒的辦法。做了12個木箱裝書，然后用竹絡把書籍絡起來，這樣書就不會松散。不準備帶走的就賣掉。其中有很多名貴的字帖畫譜，包括徐文長、陳老蓮、趙之謙、任伯年的書畫。舊書店來了個伙計，把字帖畫譜打包了兩大擔子，只給了10塊錢。
最后處理的是家族檔案。包括陳年的流水賬、婚喪
嫁娶的禮品簿、往來的書信，以及兩大疊祖父的日記。這些都通通燒掉了。關于祖父的日記，周建人回憶說，他當時還想留下來看看，畢竟一直記到了臨終前。不過魯迅說：“好像沒多大意思，寫了買姨太太呀、姨太太之間吵架呀，有什么意思？”
這些東西一共燒了足足兩天。最后扔到火盆里的，是掛在大廳正梁上的兩幅誥命，上面落滿灰塵，有40多年沒人動過了。這兩幅誥命，是皇帝給魯迅的曾祖母和祖母的封贈。
在祭掃過家族的墓地后，魯迅帶著母親魯瑞、妻子朱安和弟弟周建人夫婦最終告別了故鄉(xiāng)。直到離開了紹興，他們才突然想起，祖父的三塊烏漆金字的“翰林匾”，還掛在三個臺門的儀門上。只能由它去了。
這一次搬家的經歷，被魯迅寫到了小說《故鄉(xiāng)》中。在這篇小說里，除了侄子“宏兒”這個人物是虛構的外，幾乎是如實記述了搬遷的經過。
這篇膾炙人口的作品流露了魯迅少有的一絲鄉(xiāng)愁�！拔疫@次是專為了別他而來的。我們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經公同賣給別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須趕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別了熟識的老屋，而且遠離了熟識的故鄉(xiāng)，搬家到我在謀食的異地去�！�
而這淡淡鄉(xiāng)愁與留戀又隨即被“閏土”的命運所摧毀，“多子、饑荒、苛捐、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最后，魯迅終于明白，這故鄉(xiāng)終究不屬于他或者閏土，而是
豆腐西施楊二嫂們的世界。
《故鄉(xiāng)》發(fā)表在1921年5月號的《新青年》上，魯迅最終用近乎殘酷的目光消解了本已淡然的鄉(xiāng)土情結。五六年后，他漂流到廈門和廣州教書，他懷著“在紛擾中尋出一點閑靜來”的心態(tài)再度去開啟記憶中的故鄉(xiāng)，但從思維中涌出的并不是兒時鮮美可口的蔬果，而是衍太太的流言，孝道的兇殘，父親的不近人情，中醫(yī)有意無意的騙局。在魯迅筆下，這些記憶由此縱橫交錯而成了一個可怕的堡壘，它是陰冷、昏黃、閉塞而愚昧的世界。
那么，故鄉(xiāng)與少年時代對魯迅究竟意味著什么？
臺門內外的世界
今天的古城紹興依舊保持著江南水鄉(xiāng)的風貌，往來縱橫的流水給城市帶來古老的詩意。石拱橋架通兩岸，臨河是白墻黑瓦的老房子，順著門廊前的臺階可以下到河邊洗菜洗衣。傍晚時，孩子們放學，老人收衣服，菜販蹲坐在橋頭，
貓趴在石板路邊打瞌睡，只是不見了烏篷船。
紹興是魯迅的故鄉(xiāng)，也是王羲之、陸游、徐文長、徐錫麟和秋瑾的故鄉(xiāng)。浙東一帶自古文風昌隆，《嘉泰會稽志》說：“天下縣亦多有學，而會稽諸邑為盛�！睍h就是今天紹興的一部分。明朝一代浙江出了3458名進士，占全國1/8。而紹興所屬的會稽、山陰兩縣，自唐證圣元年(695)至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廢科舉制度止，共出文科進士1216名。毛澤東也曾說紹興為“鑒湖越臺名士鄉(xiāng)”。然而，就在這個儒家文化最深厚的地方，誕生了文化的“叛逆者”。
1881年9月25日，即清光緒七年辛巳八月初三，魯迅出生在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今紹興市)東昌坊口新臺門周家。根據(jù)周作人的回憶，當時祖父周福清在北京當七品內閣中書，給魯迅起的名字叫“樟壽”。因為這一天有個姓張的客人來訪。
父親周鳳儀(1861～1896)，后改名用吉，字伯宜，也是個讀書人。中過秀才后，應過幾回鄉(xiāng)試，都沒有中試。母親魯瑞(1857～1943)，會稽東北鄉(xiāng)安橋頭人，那是一個離海邊不遠的很偏僻的小村莊。她也是讀書人家的女兒，父親魯希曾(號晴軒)，中過舉人，做過戶部主事。魯迅3歲那年，他就去世了。魯迅在《自敘傳略》里說，他的“母親姓魯，鄉(xiāng)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
在魯迅之后，母親又生了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四弟椿壽(1893～1898)，6歲就夭折了。妹妹端姑(1888)，還不滿周歲就染上
天花夭亡。和魯迅一同成長起來的是二弟櫆壽(即周作人，1885～1967)和三弟松壽(即周建人，1888～1984)。
周家是個人丁興旺的大家族，先是分為致房、中房、和房三房。后來致房的大部分移住到新臺門，又分為智、仁、勇三房，其中智房再分為興、立、誠三房。魯迅就是屬于興房的。到魯迅賣了房子告別故鄉(xiāng)時，論輩分他尚有15個曾祖輩、28個祖輩、30多個叔伯輩，至于兄弟輩，就多得數(shù)不清了，離開紹興的時候，有的在穿開襠褲，或者在吃手指。
魯迅的出生是被家族給予厚望的。他是長子、長孫，是理所當然的祖業(yè)繼承人，光耀門楣的希望。魯迅的母親后來說：“總之，他一生下來，我們全家人，上自爺爺，下至太先生和我，都想方設法，使他能夠長大成人，因為他是我們周家這一房的長子、長孫。”
在《我的第一個師父》一文里，魯迅說到，他還不滿周歲，家里人就抱他到東昌坊口塔長慶寺去，拜和尚阿龍師父為師，算是舍在寺里了。據(jù)說這樣就可以避邪消災，易長成人。因此他得到了一個法名，叫“長根”，還得了兩件法寶，一件是用各色
橄欖形的小綢片縫就的百衲衣，另一件是串著一些鏡子、銀篩之類零星小件的一根叫做“牛繩”的東西。幾十年后，他在上海的銀樓買到了這樣的銀篩，還送了一只給日本友人增田涉，給他的兒子做玩具。
偌大的周氏家族分住在東昌坊的三個臺門中，即老臺門、過橋臺門和新臺門。所謂“臺門”，就是紹興本地的大宅的統(tǒng)稱。老臺門是周家祖居，也是共同的祖先。隨著人口的增多，又在附近買地建屋修了過橋臺門和新臺門。魯迅的出
生地就是在新臺門。
今天紹興城內最熱鬧的地方就是東昌坊魯迅故居一帶。每天大客車拉來如織游人，街上飄散著臭豆腐、梅干菜和黃酒的味道，小攤上叫賣著魯迅喜歡用的“
金不換”牌毛筆。修復后的“魯迅祖居”是原先的老臺門；過橋臺門現(xiàn)已不復存在，而那“新臺門”，則成了“魯迅故居”。到魯迅父親那一代，新臺門里共有周家6個房族居住。
老臺門與新臺門的格局相似，都是四進的大院落。第一進俗稱“臺門斗”，是一座高高的儀門，厚厚的門板和門楣刷著黑漆，儀門上方懸掛著藍底金字的“翰林”匾。第二進是廳堂，都叫“德壽堂”，俗稱“大堂前”，是整個宗族會客活動的地方。第三進是香火堂，安放祖宗牌位，進香火，盡孝道；有時候，族內人會客吃飯也在這里。第四進叫“坐樓”，是族內各房居住的地方。每進之間都有庭院，西側廂房為儲物、做飯、讀書等公共之用，有長廊相連。新臺門的后面還有名聲在外的“百草園”，約有三四個籃球場大，是家族共有的菜園。
當年周氏祖先建好這個大宅院后，再分配房屋的時候有意讓各房名下的房屋樓下樓上交叉分布，這樣即使后人敗家，也無法打賣房子的主意。100多年過去，周家的老宅經過多年變遷，格局有相當大的改動，唯有魯迅自家的老屋得以幸存。
魯迅家原先所住的房子是新臺門中靠西的一排，后因家境不濟，其中幾間典了出去。其他房屋經多年風雨侵蝕，已經相當破敗。族內給房的情形也大致相似，像魯迅家后面那排房子，本來屬于“興、立、誠”各房所有，后來有的坍塌，有的空置，立房一脈甚至斷絕后人。
魯迅就在這座人口眾多、規(guī)制嚴整、尊卑有序的臺門里生活了17年。他穿過祖父的翰林牌匾外出；在“德祉永馨”的排位下跪拜祭祖；穿行在“品節(jié)詳明德性堅定，事理通達心平氣和”的大堂楹聯(lián)之間；在百草園里抓蟋蟀、挖
何首烏。
臺門外則是一個世俗熱鬧的世界。魯迅家東昌坊口是一條東西向的小街巷，各種小店鋪一應俱全。依據(jù)紹興魯迅紀念館的資料，在東昌坊口東北角是一家水果攤，攤主人稱“水果蓮生”，叫賣聲宛轉悠揚。蓮生水果店以東還有四一剃頭店、王錦昌扎肉店、梁子貞家、張永興棺材店，再往東就是魯迅故家了。開設在西北角的是一片
麻花攤，只做早上生意，西鄰人稱“五嬤嬤的豆腐店”。西南角是泰山堂藥店，魯迅的堂叔周桐生曾在這兒當過伙計。藥店邊上是一個名叫“念八”的人開的豬頭肉店。十字路口西南角是謝德興酒店，生意不錯，來的都是老主顧，也包括魯迅的塾師壽鏡吾和父親周伯宜。往東是高盛全油燭店，以看風水起家的司徒泉家。再往東就是小船埠頭，附近居民在此坐船外出。這里住著一個叫翠姑的姑娘，小時候許配到鄉(xiāng)下，后來退婚不成，遭男方搶親。這后來成了魯迅《祝�！分械囊欢嗡夭�。而其中祥林嫂孩子被狼吃掉的情節(jié)，則來自周家看墳人的經歷。
小船埠頭還有一家咸亨酒店，是魯迅的本家堂叔周仲翔等人合開的，光緒甲午年間開張后經營不善，一兩年就關門了。咸亨酒店的主要顧客，多是在柜臺外站著喝酒的錫箔師傅“短衣幫”。來咸亨喝酒的唯一的“穿長衫”的主顧，是一個人稱“孟夫子”的讀書人。他是魯迅家的鄰居，屢試不第，窮困潦倒，嗜酒如命，早年曾在新臺門周氏私塾里幫忙抄寫文牘。有一次“孟夫子”去偷書被抓，卻辯解“竊書不能算偷”，結果被打斷雙腿。只能用蒲包墊著坐在地上，用手挪動身體。這就是孔乙己的原型。
周家老臺門的對面是塾師壽鏡吾家，也就是魯迅讀書的“三味書屋”。最里面靠墻的桌子是魯迅用的。壽鏡吾老先生坐在中間，看見人不在了就喊一聲：“人都哪里去了？”
東昌坊口向北幾十步便是土谷祠，那是阿Q住的地方，只有一進院落，安放的是土地爺和五谷神。當年有個叫謝阿桂的破產農民住在這里，孑然一身，一無所有。他主要靠給別人舂米維持生活，曾給周家打過短工。因為偷竊的習慣，名聲不好。后來他就成了魯迅筆下阿Q的原型。再往前過了咸歡河右轉就是恒濟當鋪，那是少年魯迅經常去的地方。
清末民初的紹興既非通都大邑，也不是軍事要沖，相對于長三角其他區(qū)域，到底還是閉塞的鄉(xiāng)土社會。這個古老的城市，見不到三瓦兩舍、聲色管弦的繁華，只有錫箔制作作坊中傳出的單調的鍛打聲，送走古城一個個寂寞的黃昏。那些古樸的茶館、酒店，在魯迅筆下則是精神麻木而空虛的市民消磨時光、議論社會新聞的地方，抑或是嘲弄不幸者取樂的所在。
魯迅和他筆下的眾多人物——阿Q、孔乙己、祥林嫂、假洋鬼子、魯四老爺、“狂人”——就生活在臺門內外的世界中。也許很少有魯迅這樣的作家，用兒時的生活經驗構筑了一個冷峻的文學世界。這里是魯鎮(zhèn)，是未莊，也是中國。
在這樣一個熟人構成的狹小空間內，他發(fā)現(xiàn)了與別人不一樣的“中國”和她的“國民”。
精神的破產
封建大家族的敗落，如同春雪融化一般，既緩慢，又勢不可擋。
周建人在晚年的回憶中，對“汝南周”大燈籠的記憶深刻：“管城門的攔住我們的船問：‘船頭還是船艄？’船老大便高高舉起寫著‘汝南周’的大燈籠”，于是城門打開，“船又飛速前進”。大戶人家都是按月而不是按次交開門費的。
周家原籍汝南，自稱是宋末理學家周敦頤之后。家譜上可以追溯的是，明朝正德年間，一個姓周的人遷徙到紹興城內定居，后來繁衍出這一支周氏家族。不過這位一世祖的名字沒有流傳下來，后代子孫們給他起名叫“周逸齋”。周作人后來推測說：周氏祖上或許是務農，但搬到紹興城后，肯定是棄農經商了，家境也逐漸殷實了起來。
周氏一族繁衍到魯迅一代已是十四世。他的祖父周福清寫的家訓《恒訓》中，談到他們的家史，是這樣說的：“予族明萬歷時，家已小康(述先公祭田，俱萬歷年置)，累世耕讀。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小七房(韞山公生七子)。合有田萬余畝，當鋪十余所，稱大族焉�！薄逗阌枴分刑岬降牧雷骓y山公(周煌)有舉人的功名，秀才各房都出過，周家可以說是耕讀傳家。祖父周福清更是個進士，做過正七品的朝廷命官。
二三百年之間，周家已經是“合有田萬余畝，當鋪十余所”的世家望族了。后來到了咸豐辛酉，也就是1861年，太平天國李秀成部將陸順德所部占領紹興，才家道中落。不過周福清認為，更重要的原因還是子孫不肖，坐吃山空�！白晕依ゼ据�，不事生計，侄輩繼之，賣田典屋，產業(yè)盡矣�！倍遥訉O后代把錢存到錢莊里，“貪利息之厚”，“始變浮財”，反賊一來就被打劫了。所以要振興家業(yè)，還是多買田產�！盃栞呏喝缬缅X有余，以買田為最好之計。勿存銀號，勿開店鋪，為市儈所騙，切記切記！”
周家臺門的后代們大都沒有正經營生，靠收祖先留下的田租過日子。讀些書的還下場考功名，碰運氣；不讀書的，就是混日子，抽
鴉片。賣完了祖田賣房子，最后就靠典當度日。魯迅的族叔周仲翔說：“我們周家的氣數(shù)盡了，你看，臺門里出來的人，一個個像敗蓬時的鉤頭
黃瓜！”
周建人晚年的回憶中記錄：“姑嫂勃谿，妯娌爭吵，婆媳不和，夫妻反目，今天這個上吊，明天那個投河，你吞金子，他吃毒藥。加以鴉片進口，大戶人家的老爺、少爺，本來無所事事，也就以吸鴉片為樂，弄得壯志消磨，形毀骨立，到時還是尋死的一個簡便辦法——吞鴉片膏……末代子孫吃不上飯的很不少，有的背了一身債務，到死也還不清�！�
周建人在《魯迅故家的敗落》中講述了一個荒誕的故事。魯迅住的新臺門里流傳著一個說法，可是沒人能懂其中的意思。傳說祖上怕子孫敗落潦倒，所以在臺門里埋藏了一筆金銀財寶，數(shù)量還不少。埋的地方有一句口訣——離井一纖，離檐一線。全臺門的閑人們整天琢磨這句話。有的說在明堂，因為有井也有房檐，也有的說在河邊，還有的說是和太陽某個時辰照射的影子有關。后來立房的子京公公開始在屋里掘寶了。就是因為得意太娘喝醉了酒，坐在床前的一把太師椅上說，看到眼前一道白光。子京公公就失心瘋了一般，找工人在看到“白光”的地方挖。全臺門的人平時不做事，都跑來看熱鬧。子京公公挖了一天一夜，什么也沒挖到，最后還扭了腰。
住在祖居老臺門的和房世代單傳。魯迅的十五曾叔祖的兒子、孫子又都體弱多病。這位咸叔祖把所有的補藥、草藥都吃遍了，仍沒有效果，便相信是有鬼。于是就經常請來道士、神漢捉鬼，披頭散發(fā)，手拿寶劍，從房間到后園亂竄，胡亂揮舞，樣子嚇人。道士每次都說捉到鬼了，可是咸叔祖還是照樣生病，便說又有野鬼跑進來。于是再捉，捉來捉去，病還是不好。老臺門里一樣烏煙瘴氣。
這讓人想起了《紅樓夢》中對賈府的描述，只有門口的石獅子是干凈的。
后來魯迅在《自敘傳略》里回憶說：“聽人說，在我幼小的時候，家里還有四五十畝水田，并不很愁生計。”每年收租有四五千斤的糧食，夠全家的生活了。魯迅為何還會毫不留情地批判傳統(tǒng)文化？而且不留后路地稱其為“吃人”？他生于一個詩書之家，而對于傳統(tǒng)文化的絕望又是從何處開始的？
今天再去看周家老宅，堂上還掛著兩幅當年的對聯(lián)：“持其志無暴其氣，敏于事而慎于言�！薄疤撃芤挽o能生悟，仰以察古俯以觀今�！币蝗逡坏�，修身養(yǎng)氣，道理說得周全。然而周家的敗落卻首先是精神上的破產。當魯迅開蒙學《鑒略》的時候，整個家族已無一絲生氣，再無翻身的可能。臺門還在，孔孟老莊猶存，臺門里的人卻在抽大煙，蕩進蕩出，喊著：“餓殺哉！餓殺哉！”精神上已無向上的動力，垂死的掙扎也顯得毫無意義。
傳統(tǒng)文化，在少年魯迅看來，也許就像那個挖不出來的寶藏，仿fo是虛偽的笑話。
摸到了老虎爪子
7歲那年，魯迅要上學了。給他開蒙的是遠房的叔祖父周兆藍(號玉田)。他是個秀才，家里書多，魯迅從他那里產生了對書籍的愛好。在《隨便翻翻》一文中，魯迅說了那時的情形：“我最初去讀書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讀的是《鑒略》，桌上除了這一本書和習字的描紅格、對字(這是做詩的準備)的課本之外，不許有別的書。但后來竟也慢慢地認識字了。一認識字，對于書就發(fā)生了興趣，家里原有兩三箱破爛書，于是翻來翻去，大目的是找圖畫看，后來也看看文字。這樣就成了習慣。”
大約也是這時候，魯迅得到一本長輩送的《二十四孝圖》，一本介紹歷史上和傳說中二十四個著名孝子的事跡的倫理道德教科書。這些孝子的所謂孝行，許多都是矯情甚至怪誕的行為。魯迅素來愛看書上的圖畫，可是對于這一本有插圖的書卻很是厭惡。
值得注意的是，少年魯迅應該是一個有超常感受力的孩子，甚至是先天驚人的敏感。《二十四孝圖》是魯迅兒時最早“一人所獨有”的畫圖本子。他將這種故事象征性的敘述，轉化為一種更為直接的生命體悟——做孝子簡直有生命之憂。以至于看見給他講故事的
白發(fā)老祖母，“總覺得她是和我不兩立，至少，也是一個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礙的人”。
對于這種特殊的感受力，周作人曾回憶：“魯迅在種
牛痘的時候，也只有兩三歲的光景，但他對當時的情形記得清清楚楚，連醫(yī)官的墨晶大眼鏡和他的官話，都還不曾忘記。我出天花是四五歲了，比他那時要大兩三歲，可是什么都不記得了�！�
“魯迅不像一個從中國文化中生長出來的人，無論是思維角度還是多疑的思維方式。他完全是個特殊的人物。”東京大學東洋研究所教授尾崎文昭對我說。這種“特殊”，甚至從他開蒙之前就表現(xiàn)出來了。
長媽媽給魯迅講美女蛇的故事�！肮�(jié)末的教訓是：所以倘有陌生的聲音叫你的名字，你萬不可答應他。”而少年魯迅得出的結論卻是：“這故事讓我覺得做人之險�！币粋�有趣的神鬼故事，竟讓一個少不更事的孩子想到了人心的險惡。
少年時代的這些思想火苗，對他后來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很有些關系。聯(lián)系起臺門里的虛偽頹敗、荒誕不經，便逐漸形成了他對傳統(tǒng)的懷疑態(tài)度。
魯迅在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中說：“我生長于都市的大家庭里，從小就受著古書和師傅的教訓，所以也看得勞苦大眾和花鳥一樣。有時感到所謂上流社會的虛偽和腐敗時，我還羨慕他們的安樂。但我母親的母家是農村，使我能夠間或和許多農民相親近，逐漸知道他們是畢生受著壓迫，很多苦痛，和花鳥并不一樣了。不過我還沒法使大家知道�！�
12歲那年，家里送他進“三味書屋”上學了。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一文中，他說，這“是全城中稱為最嚴厲的書塾”，塾師壽懷鑒(號鏡吾)，“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須發(fā)都花白了，還戴著大眼鏡。我對他很恭敬，因為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壽鏡吾的學費也比較高，一年分清明、端午、中秋、年節(jié)四個學期，每節(jié)銀洋兩元，要預先繳納。
魯迅的國學功底是在“三味書屋”打下的。周作人后來回憶說：“魯迅在家的時候已經能讀到《孟子》，然后繼續(xù)讀《易經》、《詩經》、《書經》、《禮記》以及《左傳》。這樣所謂‘五經’已經讀完，加上‘四書’，世俗即稱‘九經’。有志應考的讀完‘九經’也差不多了。魯迅并不滿足，難得在壽家讀書，有博學的先生指導，便決心多讀幾部‘經書’。包括《爾雅》、《周禮》與《儀禮》�！�
但是魯迅的興趣卻絕不在這些儒家經典上，而是雜書、筆記和小說。這也與祖父周福清的教育方式有關。周福清對子弟的教育方法比較特別，思想也很開通。他不贊成讀書要按照傳統(tǒng)次序讀，不需要從《大學》開始，先“四書”后“五經”地讀下去，主張先讀《西游記》等。周作人回憶說：“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讀書，尤其是鼓勵讀小說，以為最能使人‘通’，等到通了后，再弄別的東西便無所不可了。”而在一般官宦家庭中，是嚴禁子弟閱讀小說，將其視為閑書，甚至是誨yin誨盜的壞書。而且周福清也不禁止子弟讀野史、筆記，“溫語教寫讀，野史任翻批”。周福清也并不堅持兒孫走科舉正途，“認為讀書不成，倒還不如去學做豆腐，還可以自立”。
祖父科場案發(fā)后，魯迅與周作人曾有一段鄉(xiāng)下避難的經歷，幾個月中又接觸了不少閑書。尤其是在小皋埠，住的是大舅母娘家的房屋。舅母的弟弟秦少漁，小孩們叫做“友舅舅”的，魯迅同他很談得來，常跑去找他談天。周作人在《魯迅的故家·娛園》里回憶這位友舅舅說：“他又喜歡看小說，買得很多，不是木板大本，大都是石印
鉛印的，看過都扔在一間小套房里，任憑魯迅自由取閱，只是亂扔一堆，找尋比較費事，譬如六本八本一部，往往差了一本，要花好些時間才能找全。這于魯迅有不少的益處，從前在家里所能見到的只是《三國》、《西游記》、《封神榜》、《鏡花緣》之類，種種‘紅樓夢’，種種俠義，以及別的東西，都是無從見到的�！�
魯迅先是把這時間用來影寫小說書上的“繡像”�！袄C像”就是工筆白描的小說人物畫像。他用一種半透明的薄紙蒙在書上，一個一個描下來，所描下的《蕩寇志》和《西游記》繡像，后來各裝訂成了一大本。
雖出身于科舉讀書家庭，但周氏兄弟讀書都走的一條“從旁門入”的野路子，在自由廣泛的閱讀中得以橫通雜學。這大大區(qū)別于傳統(tǒng)的讀書門徑，最廣泛地吸收多方面的文化滋養(yǎng)。
那么，自小讀古書的魯迅又是怎么開始質疑傳統(tǒng)文化，以致號召青年竟不去讀古書的呢？周作人后來解釋，是因為魯迅摸到了“老虎爪子”：“鉆到古書堆里這正與入虎穴相似，是頗為危險的事情。他有什么方法，才能安全無事地進去又出來呢？這個理由有點不易說明，但事實總是這樣，他在古書里摸索，黑暗中一只手摸著了‘禮教’(有如童話里的‘老虎外婆’)尖利的爪牙，使他驀地覺悟，以后留心看去，到處看出猛獸的形跡，從這里發(fā)展下去，成為反封建禮教的打虎將，那是很自然的順序了�！�
根據(jù)周作人的說法，魯迅接觸的資料都是漢朝以后，特別是史部的野史和子部的雜家。“舉出具體的例子來說：他看《玉芝堂談薈》知道了歷代武人的吃人肉；看《雞肋編》知道了南宋山東義民往杭州行在，路上以人肉干為糧；看《南燼紀聞》知道了金人的yin虐；看《蜀碧》知道了張獻忠的兇殺；看《明季稗史匯編》里的《揚州十日記》知道了滿人的屠殺；至于《皇朝典故》殘本《立齋閑錄》里錄存明永樂的上諭，兇惡得‘言語道斷’(這里不再征引)，更是使得他生氣。他總結起來，說中國書上鮮紅地寫著二字曰‘吃人’，豈不是正當?shù)拿�？�?br >
于是，少年魯迅的思維與知識結構，就是“絕不跟著正統(tǒng)派去跑”，“凡是‘正宗’或‘正統(tǒng)’的東西，都不看重”。魯迅雖沒有攻擊過韓愈和朱熹，但也不受理學家們的影響，認為唐宋八大家都不值得一讀，“桐城派”更不必提了。他的《詩經》是硬讀的，喜歡的是《楚辭》，其次是嵇康和陶淵明，六朝人的文章，唐朝的傳奇。魯迅后來讀了很多fo經，并非信fo，而是權當六朝文章去讀的。“這原因是古代fo經多有唐以前的譯本，有的文筆很好�！�
“真面目”
“頹運方至，變故良多�！焙芏嗄旰�，魯迅這樣總結家族的命運。所謂“頹運”——壓倒周氏家族的最后一根
稻草，就是祖父周福清的“科場案”。周福清本是周家最有出息的人物，他原名致福，字震生，號介孚。1867年應浙江鄉(xiāng)試，中式為舉人。1871年會試，成進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后來在北京做官至正七品的內閣中書。魯迅的曾祖母于1893年2月病逝，祖父遵制丁憂，從北京奔喪回家。喪事辦完，他閑住在家里，無所事事。
周福清離家20多年，回鄉(xiāng)看到的是一個每況愈下不斷破敗的場景。周建人后來寫道：“臺門已成了大雜院……臺門口又開了一家棺材店，東邊仁房也把房子租給了什么人，進進出出都是陌生人；房子在太平天國戰(zhàn)亂中破壞后，不但沒有修好，反到更加破敗了�！倍易宄蓡T則更加不堪：“他的嫡堂弟子京瘋了，子船兩夫婦都抽大煙，下一輩的四七、五十、衡廷都完了�！庇谑撬戳烁訜┰�，“看到這些人就要罵”。
如果只是在家罵罵還好，可當年恰逢鄉(xiāng)試，有人聽說主考官是周福清的舊識，便湊了一萬兩銀子，攛掇他賄賂考官。那年魯迅的父親也要參加鄉(xiāng)試，周福清特地往蘇州迎候南下的考官，并遣人暗送銀票，企圖為自己的兒子及親友子弟買通關節(jié)。不料事情敗露，周福清自首入獄。這是晚清一大科場案。有關這一案件的奏折和上諭，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清代檔案中，以及在《光緒朝東華錄》中都有保存。最終，周福清被判“斬監(jiān)候”。
祖父的入獄，是加速周家迅速破敗的重要轉折。一方面，家里不得不變賣家產，打通關節(jié)保住祖父的性命；另一方面，家族的社會地位一落千丈，從官宦之家墮入罪犯之家，周氏兄弟被送到母親家族中避風頭。周作人在《魯迅的青年時代》里回憶說：“魯迅被寄在大舅父怡堂處，我在小舅父寄湘那邊……我因為年紀不夠，不曾感覺到什么，魯迅則不免很受到些刺激，據(jù)他后來說，曾在那里被人稱作‘討飯’，即是說‘乞丐’。”
周家臺門的大少爺魯迅，第一次睜開眼睛，觀看他面前曾被笑臉掩藏起來的真實人生。笑臉下卻是人情冷漠、世態(tài)炎涼。這一年魯迅13歲，已是一個敏感而自尊心極強的少年了。
魯迅的多疑與敏感的心理特征更加強烈了，如他自述中所說，“我的習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多“疑心”。
祖父下獄后，魯迅的父親很快就病了。父親叫周伯宜，本名鳳儀，后改名文郁、儀炳，生于1861年1月。與祖父比起來，他是個窩囊而苦悶的讀書人，曾多次參加科考，結果只捐了秀才。周福清科場案后，這個秀才也被割掉。但他是個開明的人，對孩子較為通達。雖脾氣有時暴躁，為人還是很好的。周作人曾回憶道：父親“平常吃酒起頭的時候總是興致很好，有時給小孩們講故事，又把他下酒的水果分給一點兒吃”。
父親最初的病狀是
吐血。周作人在《魯迅的故家·病》里回憶說：“因為是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里，不能估量共有幾何，但總之是不很少，那時大家狼狽的情形至今還能記得�！鞭D過年清明節(jié)前后，父親仿fo要好了，但接下來又開始
水腫。
周伯宜本是個舊式讀書人，唯一的希望與人生寄托只在科舉上，靠祖業(yè)維持生活，沒有生存能力，最舒服的事情就是靠在床上吸鴉片煙。他生病后，脾氣變得更加不好。秀才被革掉，無法去參加鄉(xiāng)試。到了應考的日子，母親魯瑞就要把筆墨都藏起來，怕他傷心。病到后期，則更加乖戾。吃飯時，周伯宜往往把桌上的杯盤都扔到窗外撒氣。
當年請來給魯迅父親治病的是紹興城內頂有名的醫(yī)生，先是姚芝仙，后是何廉臣。魯迅在《父親的病》一文中回憶說：“我曾經和這名醫(yī)(按：指姚芝仙)周旋過兩整年，因為他隔日一回，來診我的父親的病。那時雖然已經很有名，但還不至于闊得這樣不耐煩，可是診金卻已經是一元四角。”
中醫(yī)總是開一些奇怪的藥方：“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對’，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魯迅對這一段歷史的回顧，總是充滿悲哀和怨恨的。而病痛，則是魯迅一生中的主題。他的父親死于庸醫(yī)，他本人身體也不好，少年時就經常牙痛，及至晚年死于日本醫(yī)生須藤的誤診。他一生中得過兩次危險的肺病，一次肋膜炎。許廣平后來在一封信中說：“(魯迅)兩肺都有病，普通的人，早已應該死掉，而他竟沒有死……一個美國醫(yī)生以至于指他為平生所見第一個善于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
田地已經不能再賣了，不然家里都要餓肚子。于是，魯迅開始跑當鋪。周作人后來回憶：利息似是常年12%，期限18個月，到期付息，可以改票展期�！斑@在高利貸中間還不算很兇的一種，但那樣欺人的氣勢就已叫人夠難受的了�！�
對于一個自尊心極強而又敏感的少年來說，這恐怕是魯迅最沉痛的一段記憶。關于恒濟當，周作人有形象的描述：“照例是一個堅固的墻門，走過小門，一排高柜臺，異乎尋常的高，大抵普通身材的大人站上去，他的眼睛才夠得著看見柜臺面吧，矮一點的便什么都看不見，只得仰著頭把東西往上送去。當鋪伙計當初因為徽州人居多的緣故，一律稱為朝奉，又是自高自大，依恃主人是地主土豪，來當?shù)挠侄际歉F人，所以顯出一副傲慢的神氣�！濒斞冈凇秴群啊ぷ孕颉分姓f：“是從污蔑中接了錢�！�
1896年10月12日深夜，父親周伯宜去世了，才36歲。死前喊著：“呆子孫！呆子孫！”不知是說自己還是說族人。這時節(jié)，祖父還關在杭州府獄中。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濒斞负髞韺懙�。
周作人在《魯迅的青年時代》書中講了這樣一件受欺的事情。那是1897年，新臺門里六房開會，魯迅代表智興房，這次會議有些與智興房的利益不符合的地方，魯迅說需要請示祖父，不肯簽字，叔祖輩的人便聲色俱厲地強迫他，這字當然仍舊不簽。
這位逼他簽字的長輩就是他開蒙的老師周兆藍。魯迅對他一直懷著敬意和好感的�？墒且坏┥婕袄鎲栴}，他也不免聲色俱厲了。這事對魯迅的刺激很深，后來在他的小說《孤獨者》中，魏連殳說：“我父親死去之后，因為奪我屋子，要我在筆據(jù)上畫花押，我大哭著的時候，他們也是這樣熱心地圍著使勁來勸我�！彼坪蹙褪沁@件事的回憶。被魯迅寫進文章的還有“衍太太”，給他看春宮畫，唆使他典賣家當，然后又散布流言。
少年的魯迅經歷了家族的敗落，看到了精神的破產。而科場案與父親的病，又使他痛切感受到傳統(tǒng)文化之下的偽善、愚昧和兇殘，也就是魯迅成年后多次說到的“世故”。而他的故家無非又是病態(tài)中國的縮影，外表依舊龐大，但內部已經腐朽。
1898年，魯迅揣著母親變賣家產的8塊銀元，離開紹興前往南京水師學堂。此時，他對故鄉(xiāng)的感覺恐怕更多的是絕望。他的出走仍被族人看不起和嘲笑，認為是去當一個卑賤的“搖旗吶喊的水兵”，“把靈魂賣給了鬼子”，“要加倍地奚落而且排斥”。
日本學者伊藤虎丸總結魯迅與故鄉(xiāng)生活時寫道：“魯迅童年生活體驗有雙重性：一方面是對古老鄉(xiāng)村社會生活的美好回憶，另一方面是強烈的厭惡和憎恨。這種經驗，再加上尼采的影響，就使魯迅對奴性民眾的庸俗性懷有深深的厭惡�！�
魯迅由此保持著兩種并存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對現(xiàn)實世界有著清醒的認識，另一方面又以非常溫厚的眼光看待青年；一方面內心感到“寂寞”，但另一方面，又是一個非常誠實而激進的戰(zhàn)斗者。這是魯迅一生的特質。
與西方相遇
魯迅于1898年4月底離家。他坐船先到上海，然后再換船到南京。從長江的下關碼頭下船后，向東進入儀鳳門，抬起頭就能看見一根高高的桅桿了。那是他的目的地——江南水師學堂，進儀鳳門向南走10分鐘就到了�，F(xiàn)在南京中山北路346號，還殘存著水師學堂的大門。至于那根桅桿，魯迅后來爬上去過，“可以近看獅子山，遠眺莫愁湖”。
據(jù)周作人的說法，魯迅到南京求學，是因為遠房叔祖父周慶蕃在江南水師學堂教漢文，兼任管輪堂監(jiān)督。周家子弟因他的關系進那學堂的，魯迅是第三個。入學考試只是寫一篇文章，試題是《武有七德論》，他考取了。
江南水師的學制很長，居然需要整整9年。魯迅被分到輪管班，出路是當個輪機兵。崗位是在船艙里面，像
蟑螂一樣待在酷熱黑暗的機艙內，難有機會上甲板呼吸一下新鮮空氣。沒有后臺的人恐怕只有如此。
入學的第一件事，是這位當監(jiān)督的慶爺爺給他改了個名字。改名的原因，還是因為被看不起。周家人怕給祖宗丟面子，隨便拿個不見族譜的名字充數(shù)。這個名字就是周樹人。
魯迅后來在《朝花夕拾》的《瑣記》中，用荒誕的筆法記錄了當時的生活�！肮φn也簡單，一星期中，幾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cat？’一整天是讀漢文：‘君子曰，潁考叔可謂純孝也已矣，愛其母，施及莊公。’一整天是做漢文：《知己知彼百戰(zhàn)百勝論》、《潁考叔論》、《云從龍風從虎論》、《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論》。”
1898年9月，兩江總督劉坤一決定在江南陸師學堂內附設一礦路學堂，招考新生。這時魯迅正對水師學堂的情況感到不滿，也許還加上想到離周慶蕃遠一點的愿望，即去投考。
路礦學院的位置大概在今天南京察哈爾路南師大學附中一帶。再向南有個魯迅小區(qū)，其中一幢二層樓被確認為“魯迅讀書處”，但由于今年一場大火燒了屋頂。
當時的周樹人對自己的前途并沒有明確的目標，考礦路學堂，不過是想換換環(huán)境。在等待開學的日子里，他甚至還回紹興參加了一次縣考。
在魯迅自己，他以為采礦是他學的第一個專業(yè)。1927年他應邀到黃埔軍校去講“革命時代的文學”，他說：“諸君所以來邀我，大約是因為我曾經做過幾篇小說，是文學家，要從我這里聽文學。其實我并不是的，并不懂什么，我首先正經學習的是開礦，叫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
當時的功課是以開礦為主，造鐵路為輔，期限三年畢業(yè)。前半期差不多是補習中學功課，算學、代數(shù)、幾何、三角、物理、化學。這里的一門地質學專業(yè)課對魯迅的思想影響頗大，用的教材名為《地學淺說》，是英國賴耶爾的經典著作《地質學綱要》選譯部分。
讀書期間，魯迅還下了一次礦井實習，在現(xiàn)在南京官塘煤礦象山礦區(qū)，他看到了幾個“像鬼一樣”干活的人。
魯迅到南京的這一年，正是清末維新運動的高潮。甲午戰(zhàn)爭失敗的刺激，促使朝野上下都有了一種強烈的改革要求。1896年梁啟超主編的《時務報》創(chuàng)刊，一時間，新辦起的報刊和新出版的譯本還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礦路學堂第二年的總辦是個思想開明的新黨俞明震。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看的是《時務報》，考試也自己出題目，有一次是《華盛頓論》。漢文教員反而疑惑地來問學生：“華盛頓是什么東西呀？”魯迅一生對俞明震都滿懷敬意。后來在教育部工作的時候，還幾次去拜訪過，日記里寫的都是尊稱為俞師。俞明震去世時，他還送去一個幛子表示哀悼。
魯迅在礦路學堂讀書4年。1902年1月，礦務鐵路學堂的學生畢業(yè)，兩江總督劉坤一簽署了發(fā)給他們的證書。魯迅的這一張保存下來了，現(xiàn)藏北京魯迅博物館。上面寫著“右照給壹等學生周樹人收執(zhí)”，可見他畢業(yè)考試的成績不壞。他得到了官費出國留學日本的資格。1902年初他回紹興去，做出國的準備，向母親辭行。3月又到了南京。這一回，他從家里帶了些書籍給在水師學堂上學的二弟周作人看，其中有一本是譚嗣同的《仁學》。
在南京魯迅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在1898年，他到夫子廟花500文錢買了本《天演論》。這是嚴復議述赫胥黎關于進化論的著作，對魯迅的震動很大。
魯迅后來說他當時最快樂的事，就是一邊吃著花生米，一邊在燈下翻看《天演論》。通過這本書，他第一次與西方思想相遇了。
來源：三聯(lián)生活周刊
－－－－－－－－－－－“[中國數(shù)千年之腐敗，其禍極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隸性而來]梁啟超說的奴性就是來自滿清。少數(shù)人統(tǒng)治多數(shù)人，。。。還有就是落后就要挨打的本質。。。還有就是中國的地理原因。沒有太復雜的原因�，F(xiàn)在中國人說地方話很多都聽不懂呀，，魯迅的浙江話我們聽得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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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長城非好漢”，我也曾經做過一次好漢，登上八達嶺長城，在登長城的時候看到很多人在長城上“即興創(chuàng)作”，但絕大多數(shù)并不是黑頭發(fā)、
黃皮膚的國人，而是各種膚色的“老外”�！皠�(chuàng)作”的文字各異，內容卻大致雷同，不是“齊天大圣到此一游”之類雁過留聲、人過留名，就是海誓山盟、矢志不渝的愛情、親情宣言（至少文字中畫的心形圖案我還是能看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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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性批判的起源與反思》�！�。。什么國民性批判。。一派站著說話不腰疼。。歷史完全可以由活的人批判。。一國或一人在落后時，在自卑時。都會不自覺的否定掉自己很多可貴的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