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yǎng)正私塾:"社稷亦為民而立":孔儒與專制并無因果關系 轉帖自網(wǎng)易讀書

在先秦儒家那里，君臣之類的關系，并非鼓吹不平等，而是強調(diào)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位置上要各盡職分或本分。尤其在孟子那里，君臣關系更急轉直下為人格意義上的對等。試問，在君主面前，孔孟二儒，何奴才之有？


“社稷亦為民而立”
作者：邵建(南京曉莊學院教授)

《孔子》上映，引來對孔子的熱議。朋友應約寫過評論，電話聊及時，彼此有差異。于是建議我看電影，也寫下自己的看法。不過，看《孔子》不若看孔子，《論語》可以讀，電影就不必了。去年暑假，也的確把以前翻過的《論語》通讀一過，所謂“讀新書不如溫舊業(yè)”，盡管未必常溫。半年過去，我猶記當時讀書的感覺，如借用太史公語：“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和朋友通電話時涉及這樣一個問題，為何歷代帝王總是尊孔？朋友自有他的解釋，我很認同；但尊孔原因非一，在我看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孔子即儒家學說中的民本主義。當然，如果細繹，孔子本人“人本”傾向大于“民本”，孔子更關心的是教人如何成仁，當然不是后來蔣中正意義上的“不成功便成仁”。成仁不是教人死，而是教人活，并且是如何活。由孔及孟，儒家的“民本”傾向方才格外突出。我以為，歷代帝王之所以看上孔子，便是先秦原始儒家中的民本主義可以為我所用。

也許，這就是孔門不幸。到了20世紀，孔子成了靶子，批孔成了潮流。批孔的始作俑者，便是新文化運動中的《新青年》。自《新青年》始，一個世紀的批孔，往往是和反封建、反專制聯(lián)系起來：“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jié)、舊倫理、舊政治�！笨捉滩坏珵榕f政治背黑鍋，而且“為了倡導民主，我們必須反對儒學”，在新文化那里，儒學更直接成了民主的對立面。

帝王專制要利用儒學撐門面，那么，專制政治的賬是否應該算在儒學的頭上？儒學本身在先秦諸子中是最不專制的一個，至少法家學說要比儒家更專制，而且也是它直接促成了以秦王朝為開端的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缎虑嗄辍贩磳Ｖ撇慌�法而批儒，不能不說是認知之誤，它進入了歷代(包括當時)統(tǒng)治者崇儒表象的誤區(qū)。先秦儒家立足“民本”自不待言，法家學說卻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君本”。韓非說得清楚：“法者，王之本也”，君王制定法則，原本就是用來統(tǒng)馭下民的。歷代統(tǒng)治者深得法家之真諦，但標舉的卻是儒家，何也？欺人耳目也。儒表法里，是歷代帝王的統(tǒng)治訣。任何統(tǒng)治首先都必須樹立其統(tǒng)治的合法性，偏偏法家難以解決這個問題，而它恰恰又是儒家在政治上的用力。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故，歷代帝王以儒為表或標榜于儒，不過是為自己的權力正名。至于統(tǒng)治者利用孔儒“必也正名乎”，且不得不利用，這非但不能構成儒家的罪過，反而昭示了它本身的正面性。盡管統(tǒng)治者的崇儒可以是欺騙的，但儒家的民本思想又何欺之有？結果，《新青年》只顧揪著專制欺騙的外衣，卻溜掉了專制不欺騙的身子。

更離奇的是，《新青年》居然可以把具有民本思想的儒學與民主對立，豈不知一筆寫不出兩個民。固然，民本非民主，但，此民亦彼民。一個學說既以民和民本為旨歸，即使它可能非民主，但也絕不會反民主。何況從民本到民主，有一種內(nèi)在邏輯貫通，并非遙不可及，我們似乎只能說“雖不中，亦不遠矣”。進而言，在我個人的閱讀中，至少我自己確實從原始儒家那里感受到原始民主的胚芽，像向為我們所詬病的宋儒，也即我們常說的孔教或孔家店，其中亦有古代民主的闡釋空間。朱熹在集注孟子時，針對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很清楚地表述為“社稷亦為民而立”。請問，在國家建構的理念上，在君、民與社稷的價值排序中，這是民主還是君主？我們固不必把古代民主與來自西方的現(xiàn)代民主等同劃一，更不必以古代民主抵擋現(xiàn)代民主，但又何至于把帶有民本乃至民主意味的儒家作為現(xiàn)代民主的死敵？頗富歷史意味的是，20世紀90年代，那些被稱為“四小龍”的國家與地區(qū)，既憲政又民主，但它們不但不反儒，反而崇儒。相反，按照《新青年》以徹底反儒的邏輯追求民主，是否追求到，那也只有讓我們已經(jīng)都看見的歷史來回答了。

不看《孔子》談孔子，我之所以抓住新文化運動不放，蓋在那是一個世紀的反儒源頭，直到今天仍流弊未肅、框架依舊。當然，孔學不是沒有它的缺陷，不是沒有它的消極面，比如權力者可以借它打德治牌并用以拒斥法治。但，正如不用像《新青年》對它全盤否定一樣，我今天亦無意對其全盤肯定。就儒學的豐富性而言，全盤的方式是可怕的，分析的態(tài)度則為其必要。我個人恰恰是基于自己的分析，覺得儒學在主體上不但可取，而且可佩；所以，我個人愿意在此表示，我很尊敬它。

附：就《社稷亦為民而立》答南都網(wǎng)友

作者：邵建(南京曉莊學院教授)

《社稷亦為民而立》發(fā)出后，南都網(wǎng)友有對我的批評(抑或罵)。比如第一條就指責我“你今天就是垃圾，你骨子里是個奴才，你到今天還在宣揚這套垃圾，說明你內(nèi)心已經(jīng)爛透了”。我不明白，今人何以對孔儒如此怨恨，以致我為儒家的正面性說了些話，就被視為垃圾。我當然理解，網(wǎng)友對孔儒的恨來自對專制的恨，但，孔儒和專制不是因果。尤其20世紀所形成的現(xiàn)代專制，更源自外而非源自儒。假如我們對現(xiàn)實不滿，卻拿古人(儒家)出氣，更把責任一股腦推到古人身上，這，足以說明我們自己的無能。

從跟帖來看，視儒家為垃圾，大都因為孔子的君臣父子等級制：“儒家學說核心是禮制，就是用各種華美禮儀說教包裝奴才式道德，方便維持舊有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式的等級社會穩(wěn)定�！边@條跟帖，有知識上的問題存在。且不說我讀孔子，只看到孔子教人如何做人，甚至是如何做君子，并沒有看到一字一句教人如何做奴才。至于說到歷為人所詬病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需要具體分析，不能囫圇。這里有兩個君臣父子，前一個君臣父子，在孔子時代是一種已然的秩序，并非為孔子所創(chuàng)立。后一個君臣父子，不過是強調(diào)君要像君，臣要像臣，即君仁臣忠。很顯然，對這個既定的秩序來說，孔子表述的落點在后不在前。并且，君臣作為一種對待關系，并非僅僅是君君臣臣；如果君不君，其關系則反轉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讎”(孟子)。由此可見，在先秦儒家那里，君臣之類的關系，并非鼓吹不平等，而是強調(diào)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位置上要各盡職分或本分。尤其在孟子那里，君臣關系更急轉直下為人格意義上的對等。試問，在君主面前，孔孟二儒，何奴才之有？

就先秦君臣父子等級制言，突出強調(diào)其不平等的也是法家而非儒家。如商鞅：“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貴賤、制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之義也。”在法家的“君臣之義”中，不會有儒家的“臣之視君如寇讎”。要說奴才，也只有在法家及法家所支撐的皇權專制的環(huán)境中更容易產(chǎn)生；相反，一個人孔孟讀得越多，他離奴才的距離就越遠。當然，我不是一意回護儒家。儒家尤其到后來，的確也有等級制。但，等級是否就意味著不平等，至少這是兩個不同質(zhì)的問題。人類社會自其產(chǎn)生，永遠是分為不同等級的，現(xiàn)代民主社會也不例外(社會分工就把白領和藍領分成不同的等級)。所謂平等，正是針對不同的社會等級而言，即在不同的等級之間，如何做到公平(而非把人的不同等級拉平)。按照現(xiàn)代社會的要求，人的平等只能是法律平等。以此返觀先秦，儒家頂著“禮制”的名頭，好像最不平等；法家頂著“法制”的字樣，好像與現(xiàn)代更靠近。其實，情形恰恰相反。

這是另一位網(wǎng)友的跟帖：“孔子思想最害人！中國之所以走不了法制社會這條路，就是因為這個孔老頭……”遏制中國法制的因素，如果可以追溯傳統(tǒng)，那也是法而不是儒。先秦儒家中有否法治的因素，如果我們不苛求古人，可以讀讀孟子的《盡心上》。這里我沒有篇幅，不遑展開。但必須指出的是，法家的法和現(xiàn)代的法，因其能指相同，頗誤導了一部分人，甚至是早年的胡適和不諳中國的哈耶克。法家固然主張法制，但，正如商鞅所言：“民，眾而奸邪生，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法制所以制民，這是法家立法的初衷(與儒家的以民為本正相反)；故商鞅毫不掩飾地說：法者，“帝王之具也”。它不但與現(xiàn)代以保障權利為目的的法治頂針，而且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的頭腦里無不充斥著揮之不去的法家意識。因此，我想提醒這位網(wǎng)友，中國法治之難，難在秦始皇而不在孔夫子。


我不是一個復古主義者，只是在個人乃至私人意義上的一個孔子尊敬者(至少這是我的權利)。我反感當年《新青年》整體反對傳統(tǒng)文化或儒文化的態(tài)度，那是典型的非古即今的二元對立思維；而且容不得不同意見，不合即罵(請看它對文化保守主義的態(tài)度)。它不但開了一個世紀反孔反儒的頭，同時更開了一個世紀不良文化風氣的頭。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說：五四新文化的問題“直到今天仍流弊未肅、框架依舊”。恕我直率，我看到的某些跟帖，正印證了我的判斷。我當然不在乎別人罵我什么奴才和垃圾，但我很為罵人者惜，更為這百年歷史惜。因為，無論在文化態(tài)度、文化思維還是文化方式上，我們今天的某些文化習慣，與90年前的那個文化現(xiàn)象，實在太像了。

(本文來源：南方都市報 作者：邵建)

[ 本帖最后由 不才 于 2010/2/20 15:09 編輯 www.gydjdsj.org.cn/zhic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