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跟胡老抄方，常聽胡老說：“這個哮喘病人是大柴胡湯合桂枝茯苓丸證”；“這個肝炎患者是柴胡桂枝干姜湯合當歸芍藥散證”，并見其方總是原方原劑量，很少加減，療效確很好。感到很奇怪，于是請教胡老，胡老笑曰：“辯方證是辨證的尖端�！碑敃r因為習慣于用臟腑經絡等辨證方法，故對其言不理解。胡老看透了我的心思，因此常利用星期天給我講解《傷寒論》《金匱要略》及其方劑的特點、適應癥，這樣漸漸有所領悟。
在《傷寒論》中第34條“桂枝證”、第101條“柴胡湯證”等，有以方名證的范例，因此，方證是《傷寒論》的精華。通過長期的臨床實踐，逐漸體會到，不論是臟腑辨證、經絡辨證，還是八綱六經辨證，最終都要落實在方證上。也就是說，有無療效，決定于方證對應與否。例如八綱和六經，雖然是辨證的基礎，并且在這個基礎上也能夠制定施治的準則，但在臨床治療、確保療效上，是遠遠不夠的。具體來說，若已辯明為太陽病，其治療原則是汗法，但發(fā)汗的方藥是很多的，是否任取一種發(fā)汗藥即可治之有效呢？當然不是，中醫(yī)辨證，不僅是辯八綱六經而已，而更重要的是，還必須通過它們辯方藥的適應癥。如太陽病治須發(fā)汗，但發(fā)汗必須選用適應整體情況的方藥。更具體的講，除太陽病的特征外，還要詳審患者其他一切情況 ，選用恰當、有效、適應整體的發(fā)汗藥，這樣才能有可能取得預期的療效。即如，太陽病，若發(fā)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則宜用桂枝湯；若無汗、身體疼痛、脈緊而喘者，則宜用麻黃湯；若項背強幾幾、無汗、惡風者，則宜用葛根湯；若脈浮緊、發(fā)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則宜用大青龍湯。這些方劑，雖都屬太陽病的發(fā)汗劑，但各有其固定的適應癥，若用得不恰當，不但無益，反而有害。方劑的適應癥即簡稱為方證，某方的適應癥，即稱之為某方證。這即《傷寒論》的方證對應的理論和經驗。如桂枝湯證、麻黃湯證、葛根湯證、大青龍湯證、柴胡湯證、白虎湯證等等。故胡老稱“方證是八綱六經辨證的繼續(xù)，亦即辨證的尖端”。中醫(yī)治病有無療效，起主要關鍵就在于方證是否對應。
經過胡老的熏陶，逐漸熟悉了方證，在臨床治療上獲得了很大的自由，臨床療效有了顯著提高，也更深刻的認識到方證的意義。如曾治一嬰兒，感冒后只喝水不喝牛奶，家屬很著急。西醫(yī)檢查治療無效，轉中醫(yī)治療。先以停食著涼給服至寶錠、保赤丹無效；又以脾虛服健脾湯藥，治療月余不效。診得其脈浮數(shù)，苔白潤根厚，有癥見易頭汗出，飲水或喝牛奶后常嘔吐，一看便知此是五苓散證，予服一劑，汗止、吐已，但仍不愛喝牛奶，因尚有噯氣、腹脹等癥知此時為茯苓飲證，隨予服兩劑而痊愈，轉而一天能喝四瓶牛奶，其父母甚是感慨，立志要自學中醫(yī)。又曾治一日本留學生，咳嗽二月余，曾服中藥數(shù)十劑不效，而劑量、藥味越來越多，視其方多為養(yǎng)陰清肺之劑。診時癥見咽中干、不思飲，惡寒無汗、鼻塞、頭痛、舌苔白潤，脈沉弦。此證首辯六經當屬少陰，在辯方證為麻黃附子細辛湯證，僅服一劑而解
“執(zhí)一法，不如守一方”，這是充分認識到《傷寒論》的方證辨證的重要性。方證較之證型更為直接，它具有定性、定量和實踐檢驗性質。古今不少人看到了方劑和證間存在著一定對應的關系，重視了證和方劑間關系的研究，諸如孫思邈、柯韻伯、方有執(zhí)等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留下了許多寶貴資料，值得我們在他們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挖掘和開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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