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紅按：這是左玉河同一題目的文章的第二篇。因為很長，另發(fā)主帖。
昨天轉貼的第一篇文章按語中，有一明顯錯誤，現(xiàn)予糾正。
近幾年不斷有人大代表提議把除夕、清明、端午、中秋等作為法定假日并節(jié)日。
國家還沒有明令春節(jié)、清明、中秋等為法定假日和節(jié)日。只是今年實際上把清明當作了節(jié)日。
論南京政府廢除舊歷運動（二)
左玉河
正因陽歷有許多優(yōu)點、舊歷有封建迷信的色彩，正因陰陽歷并行帶來社會經(jīng)濟上的諸多不便及混亂，所以人們對推行陽歷并將它定為“國歷”并沒有太多異議。問題只是如何推行國歷、廢除舊歷。國民政府主要從三方面著手廢除舊歷：一是查禁舊歷書、頒行新歷書；二是改變商家結帳習慣；三是廢止舊歷歲時年節(jié)，代之以新的紀念節(jié)日。
（一)查禁舊歷書、編訂新歷書
當時民間所流行的舊歷書，是按照陰歷排列四季年月日期之文本，稱時憲書、憲書、陰陽合歷，俗稱黃歷、黃歷、萬年書等，其內容除了年歷外，還有許多與民眾生活相關的文字，如建屋、遷居、行止、婚喪等的宜忌，這些顯然據(jù)有封建迷信色彩。如《中華民國十六年陰陽合歷通書》，內容有所謂《二龍制水圖》、《法門八盤活》，《謹忌兇星圖》、《合婚九宮八卦圖》、《財神喜神貴神福神方位圖》、《諸神圣誕日》、《選擇吉星圖》、《諸葛孔明馬前課》、《周公解夢圖》、《六十四卦金錢課》、《二十八宿值日星》、《九星照命圖》（看準何星照命便知吉兇高低)、《斷九星吉兇》，及《四時看風光圖》、《年神方位之圖》等，多屬封建迷信。以《張?zhí)鞄熐硬》ā窞槔�，其中云：凡書符者口含凈水，記準得病日期，按照此圖上所說方位，貼一道符，念一下咒語，百病可消，如“初一日病”，“用錢五張向東南四十步送之，大吉”；初二日病，“用白錢五張東南三十步送之，大吉”等等。這些是沒有多少科學道理的無稽之談，純?yōu)榉饨孕判麄鳌Ｔ僖浴度松合那锒瑘D》為例，以每個人出生在陰歷的春夏秋冬四季的八字，說明人生之命運，并有《小兒月令圖》、《小兒扎根圖》，以定其金命、木命、水命、火命、土命，算其吉兇。如說金命小兒“生在樹梢頭，夜哭少人知，樹根多好養(yǎng)，有壽命還長”；木命小兒“生在樹梢上，一世好風光；樹根多不利，樹中也無妨。”[1]這些也都是典型的封建迷信。時人明確指出 “舊歷書所載宜忌，多有迷信�！盵2]那些受過舊歷迷信之害的有識之士認為“歷書的附庸是卜和星”，“歷書如果是火焚了，撕碎了，卜和星立刻就‘樹倒猢猻散’的無所倚扶了。”[3]同時，依據(jù)這些舊歷書而民眾遵行的舊歷歲時節(jié)令，也不可避免地帶有封建迷信色彩：“統(tǒng)觀各歲時之一般舉動，無不涉及神異，迷信之深，洵可笑亦復可憐�！盵4]正因如此，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一再強調：“舊歷是一本陰陽五行的類書，迷信日程的令典，我們要破除迷信，就要廢除舊歷，實行國歷”；又云：“迷信是國民革命進程上的障礙物，舊歷是迷信的參謀本部，我們要完成革命的工作，就要廢除舊歷，實行國歷�！盵5]這些說法顯然是有道理的。
正因舊歷書是民間沿用舊歷的物質載體和主要依據(jù)，并且這些舊歷書在民間社會影響很大，所以要廢除舊歷，關鍵在于查禁舊歷書之印制、銷售和使用，使民眾無舊歷書可資憑借。對此，國民黨強調說：“廢除舊歷，要絕對禁止印售購用舊歷；”“廢除舊歷，要把所有的舊歷書和萬年歷等，一律焚毀”、“廢除舊歷，對于婚喪擇日，只要天氣和暖公眾假期，便于行事即可，不問黃黑吉兇”，[6]如果沒有舊歷書來憑借，推行國歷自然可以事半功倍。正因如此，早在廣東政府廢除舊歷運動之初，已經(jīng)提出“頒發(fā)新歷書，其上僅注氣候，凡陰歷年節(jié)暨各種迷信文字，概行廢除”的意見。1928年內政部制定的八條辦法中，正是鑒于“各省區(qū)民間習用之皂歷，在城鄉(xiāng)效力最大”的現(xiàn)狀，所以特別規(guī)定：“嚴禁私售舊歷，新舊歷對照表、月份牌及附印舊歷之皂神畫片等�！盵7]在國民政府看來，推行國歷必須禁絕舊歷書，這是直接關系到廢除舊歷運動成敗關鍵。所以，國民政府從中央到地方，特別注重禁止出版、使用舊歷書，加緊編制、推售新歷書。
1929年7月2日，國民政府發(fā)布543號命令，通令各省市政府一律遵行，它規(guī)定“以后歷書，自不應再附舊歷，致礙國歷之推行”，“不得再于十九年歷書及日歷內附印舊歷，以利國歷之推行�！盵8]7月16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根據(jù)國民政府的這個命令，向內政、教育部發(fā)出2327號訓令，規(guī)定今后的歷書不應再附舊歷，各地書店不能再印制、發(fā)行；各地編制的新歷書必須完全采用國歷年月日，不準有任何“陰陽合歷”的痕跡。
國民政府及行政院訓令發(fā)布后，教育、內政部也向各省市轉發(fā)了同樣的通令，嚴令執(zhí)行。上海市政府按照國民政府的訓令，發(fā)出禁絕舊歷書之布告：“際此十九年新歷行將印行之時，亟應先事取締，以免貽誤�！辈喠钌虾８鲿�、各印刷所、商會業(yè)公所、商民協(xié)會、彩印業(yè)分會、書業(yè)分會、華洋印刷工會等“通飭各同業(yè)一體遵照”。[9]1929年7月17日，公安局局長袁良簽署布告：規(guī)定在1930年新歷書發(fā)行之時，取締各種陰陽合歷歷書，所有書局、印刷所不得再于1930年的歷書及日歷內，附印舊歷。[10]同時，上海特別市商整會致函書業(yè)公所、印刷公會等，望他們嚴格遵守國民政府訓令，“不得再于十九年歷書，暨日歷內，附印舊歷，以利國歷之推行”。它特別強調：“惟該業(yè)居住租界者，或仍有不免陽奉陰違之虞，應即從嚴查禁，以期一致”。[11]
上海市當局查禁沿用舊歷書之行動是非常嚴厲的。上�！渡陥蟆�、《新聞報》、《時事新報》都對此作了大量報導：“市社會局查得租界小書坊，仍有私售陰歷歷本，暨粵閩二幫商號，間有私售各該省奸商私印之《陰陽合刊歷書》（俗稱《建歷情事》)，昨已函請江蘇交涉公署，轉致租界工部局，從嚴查禁，以重禁令�！薄坝秩缛涨皥筝d發(fā)售《萬年新書》，社會局見報后，即函各報停登，并禁登類于該書之廣告。近又查得國粹書局發(fā)行此項《陰陽歷對表》，直至民國八十九年為止，而福州路一帶，近有小販販賣《十九年陰陽合歷歷書》，查此種歷書之印刷發(fā)行販賣，俱在租界，社會局已函請臨時法院，分別查禁�！盵12]
一些書局為利益所趨，繼續(xù)印制舊歷書，個別小販公然售賣舊歷書。上海市政府雷厲風行，對不法之徒進行嚴懲。據(jù)《申報》載：“明年廢除陰歷，實行陽歷為國歷，國府早有明令宣布，詎昨天上午，有小販手持十九年陰陽合歷本十二冊，在浦東其昌棧兜賣，當被崗警帶至公安局第三區(qū)，訊據(jù)該小販供稱，名殷保榮、二十五歲、本地人住曹家渡，此項歷本，系往美租界虹口廣東店內批來販售，冀博微利，并不知系違法云云，區(qū)長以案開違抗禁令，判將殷連同歷本，于午后并解總局發(fā)審�！盵13]這種殺一儆百的做法，顯然是向各界表明政府查禁舊歷書之決心。
1929年11月18日，國民政府行政院發(fā)表了查禁《二百年陰陽歷對照全書》、《民眾日用百年國歷便覽》等“各流傳廢歷之刊物”的訓令：“查上海國粹書局竟印售《二百年陰陽歷對照全書》，藉覽牟利；又有未標明發(fā)行書局之《民眾日用百年國歷便覽》一書，內容等將廢歷揭載于國歷之下，而詭稱為便利國民，檢查以前之廢歷，希圖避免查禁，用心狡猾，殊為可惡。此兩種歷書一則，公然將廢歷與國歷并列，一則暗示人以陰歷之可查，均等為廢歷作留傳之資料，實屬有礙國歷之推行�！盵14]為此，國民政府行政院除飭令上海市黨部勒令國粹書局將《二百年陰陽歷對照全書》交出焚毀外，還通令各省市黨部宣傳部將此兩書一律取締查禁。隨后，國民政府及行政院還明令查禁了《民國萬年歷》、《陰陽對照萬年歷》、《欽定呈命須知萬年歷》、《精校呈命萬年歷》等舊歷書[15]，以示政府廢除舊歷的決心。
《國民快覽》是自民國初年開始由上海書業(yè)公所編、發(fā)行范圍廣、在民眾中影響很大的一種通俗小冊子。它除刊載當年的《陰陽合歷通書》外，還有民眾日用之常識性知識。時人曾評論它“材料豐富，體例精詳。大之如世界大勢，國家要政，小之如尋常事物，日用所需，提綱攜領，應有盡有，實不啻一部國民之常識。銷數(shù)達十余萬冊者，非僥致也。”[16]正是因為它在民間社會影響巨大，所以國民政府對其是否完全采用國歷十分關注�；蛟S是由于對民眾習俗的屈從，1930年度的《國民快覽》雖將舊歷取消，但朔望忌宜干支等照常存在。這種做法，是國民政府無法容忍的。因此，國民政府行政院接連發(fā)出了訓令，命令各地嚴厲查禁該書：“月初，漢口社會局視察沈開寰，查獲漢口商務印書館代售此書，當即沒收其書，并呈由市政府，轉呈行政院核并。行政院據(jù)情后，即指令該府遵照，一面更于日昨以4624號通令全國各省市政府，切實查禁，以利國歷之推行�！盵17]因《國民快覽》為上海書業(yè)公所發(fā)行，所以上海市政府接到行政院命令后，立即查禁《國民快覽》[18]，江蘇、河北、天津等地亦通令查禁。
在國民黨各級黨政機關強制執(zhí)行下，查禁舊歷書收到了一定成效，逐漸形成了印行舊歷書是非法、沿用舊歷書是封建迷信的觀念。對此，有人抱怨說：“國歷通行，陰陽合歷的月份牌，著實買不起。不惜寸陰，借來一個抄吧！”[19]之所以會出現(xiàn)“陰陽合歷”的月份牌買不起之情景，顯然是由于政府禁止印制、銷售的結果。舊歷書的查禁，使一般民眾無法再像往年那樣得到舊歷書，也就給他們封建迷信、尊崇舊歷年節(jié)歲時帶來了一定困難，因為畢竟抄寫之舊歷書是有限的。
舊歷書中含有封建迷信的色彩，是必須禁絕的，但它同時又是民眾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既然民眾有強烈的需要，那么盡管政府禁絕，一些書店、商人出于自身贏利之考慮，敢冒政府禁令大量印制和銷售舊歷書。尤其是租界內的日本不法商人趁機印制舊歷書，以牟取暴利，并直接破壞國民政府的禁絕行動。所以，國民政府及上海市當局也發(fā)布訓令“制止旅滬日商，印售陰陽合歷�！盵20]但由于日本不法商人利用特權強行印制與銷售，國民政府的查禁效果并不大。而民間流行的許多種《中華民國十九年時憲書》、《時憲通書》等，也多是上海、天津、大連的日本不法商人印制、批發(fā)銷售的。[21]
推行國歷、廢除舊歷，一方面是要查禁舊歷書，另一方面要編制、印行新歷書，以取代舊歷書，供民眾采用。民國元年到民國17年，北京政府統(tǒng)轄區(qū)域內，新歷書都是由教育部中央觀象臺主持編撰的。而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暫時沒有特定的編撰新歷書機關。當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后，國民政府便委托教育部與中央研究院負責編制《民國十九年新歷書》。1929年12月，中央研究院天文所編制的《民國十九年國民歷》經(jīng)過教育、內政部的審核通過，向全國出版發(fā)行，用以取代民間流行的各種舊歷書。但在這部新歷書未印行前，各地為了滿足社會上對新歷書的需要，按照國民政府所規(guī)定的編撰原則，印行了各種各樣的新歷書。上海、天津等市政府編撰的新歷書，都是比較有代表性的。
對于當時上海市政府編撰新歷書之情況，《申報》作了這樣的報導：市政府“以推行國歷廢除陰歷，民間歷書無所適從，頗有根據(jù)中央正歷利用其空余地位，以為于授時之外，宣揚政猷而啟民智，成為編氓必備之書，而便商家仿行”，命令社會局組織人力進行編撰，到1929年11月中旬，這部新歷書編撰完成并發(fā)行。
在政府的大力宣傳和推動下，新歷書的印制、發(fā)行比較順利，也收到了很大實效。以上海市政府編撰印行的《民國十九年新歷書》為例，該歷書出版以后，由上海的商務、中華、文明、世界、大東等書局代售，首批印行數(shù)萬冊，不到一個月便銷售一空，“同時復有各書坊來函，均以前代售之歷書，于兩日內銷售一空，請求再發(fā)一千冊或數(shù)百冊不等，以應市民需要。”[22]上海市社會局立即從速再版發(fā)行。這種情況表明，上海市民及各方對新歷書的需要是很強烈的。
由于國民政府采取了激進的手段來編制、推行新歷書，所以中央政府及各地市編撰的這些新歷書，在內容上有不少偏頗之處。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將舊歷書上的“二十四節(jié)氣”及“望朔”等，視之為封建迷信而加以取締。實際上，舊歷書中的確有封建迷信色彩，但同樣也有其合理性的東西；舊歷書上的“二十四節(jié)氣”，與廣大民眾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濟活動及日常生活關系密切；“望朔”與航海、航運及潮汐有密切關系，新歷書驟然將它們廢棄，自然引起社會輿論的批評和民眾的不滿和抗拒。有人評論說：“即如改歷一事，我們起初決心禁印舊歷，及禁印之后，方知朔望節(jié)氣不能悉去。”[23]后來國民政府接受了各界意見，在編制的《國民歷》中增加了《二十四節(jié)氣》、望、朔日及《二十四節(jié)氣歌》等。
（二)變革商家結帳日期
舊歷沿用與商家?guī)つ考懊耖g契約有很大關系，這是當時許多人的共識。早在民初就有人指出，新舊歷并行的原因在于“牽于商業(yè)之關系而已”[24]，內政部制定的《普用國歷八項辦法》中明確規(guī)定：不僅要改正商店清理帳目及休息時間，而且還要嚴令人民按國歷收付租息及訂結財產(chǎn)上之契據(jù)。其理由為：“商店不遵國歷之原因，皆由于按節(jié)清理及休工兩種習慣，此類習慣，但能由中央明定時日，限定每年清理帳目之期一為六月十日至六月底，一為十二月十日至十二月底，其休息時間則一概移至國歷年節(jié)日照辦，自不難根本破除積久成習�！盵25]這就是說，商家必須改變原來按照舊歷端午、中秋、除夕三大節(jié)結算的習慣，一律改為陽歷6月和12月來結帳。
隨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針對商家?guī)つ�、民間契約及一切文書薄據(jù)“向多習用陰歷，或國歷陰歷并用，殊屬有礙國歷之推行”的現(xiàn)狀，向國民黨中央提出了《查禁民國十九年歷書日歷月份牌等附印陰歷案》，建議將陰歷、陰陽歷并用之做法“一并取締，以崇國歷”。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第36次常會討論并通過了中宣部之提案，并將此案交國民政府通告全國實施。1929年10月5日,國民政府根據(jù)國民黨中央的決定，發(fā)布964號訓令，嚴令全國各級政府“一體遵照辦理”。此訓令規(guī)定：“從民國十九年一月一日起，凡商家?guī)つ浚耖g契約，及一切文書薄據(jù)等，一律須用國歷上之日期，并不得附用陰歷，方有法律上之效力�！盵26]
上海是國民政府經(jīng)濟、商業(yè)和金融中心，上海商界是否切實遵照行政院訓令改變商家結帳日期，直接影響到各地市國歷的推行。因此，上海市政府對于行政院訓令執(zhí)行得非常嚴格，曾三番五次向商界發(fā)表通告，督促實施。上海工商界迫于政府的政治強力及自身的利益，均表示遵照國民政府的通令，從1930年1月1日起改變結帳日期，采用國歷。但由于商界對在國歷年底前結算的準備不足，時間上非常緊張，難于實施，因此，上海商人團體整理委員會經(jīng)過反復討論，擬具《本年總結帳日期及明年起分期收帳辦法》，要求“暫準展遲一個月，自明年起，每年分期收帳，均應遵照國歷計算，或按照節(jié)氣前后，一年酌分數(shù)期，務以廢除陰歷為目的�！鄙虾Ｊ姓拥皆撜埱蠛�，認為商界所擬改革結帳日期辦法“尚屬周詳”[27]，便呈請國民政府行政院核示。國民政府行政院發(fā)出行政院第3987號訓令，批復上海市政府的呈請：“查上海特別市社會局所擬改革結帳日期辦法，核與中央法令，商事習慣，尚無不合之處，似可準照所呈辦理，俾全國結帳日期，得以劃一，而廢止舊歷，亦根本解決。”上海市政府據(jù)此布告全市各業(yè)一體遵照，“務以上開分期辦法理結帳，房租薪工均照國歷支付，毋得故違”。[28]
國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在廢除舊歷運動高潮中所作的這種通融，會不會使商界對政府推行國歷之徹底性和信心產(chǎn)生動搖或懷疑？為了消除疑慮，國民政府在同意展緩商界結帳期限后，還一再表示推行國歷的決心。1929年12月底，上海市政府社會局通告商界：“自明年一月一日起，所有一應契約文書帳薄票據(jù)，遵用國歷，不得再附用陰歷字樣�！盵29]各省市接到國民政府行政院的訓令后，立即發(fā)出相應的通令，告知商界執(zhí)行。如杭州市黨政工商各機關代表于1929年11月2日召開第六次聯(lián)席會議，明確規(guī)定：“一、本年國歷年度為期迫促，總結算萬一不及準備，得展緩一個月（即十九年一月底止)，自明年起概照國歷辦理結帳；二、廢除端午中秋年終三節(jié)結帳舊歷，明年起一律改為五月末日、九月末日、十二月末日三期結帳；三、從前大小月底結帳者，概照國歷大小月底結帳；四、從前所訂契約，其用陰歷者，均改國歷，以陰歷到期月日展緩一月計算；五、本市房租向照國歷支付，倘有沿用陰歷者，均須改正；六、各業(yè)薪金明年起，均照國歷支付�！盵30]
國民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通令商家改變結帳日期，帶有很大的強制性。商家盡管有些不滿和抵觸情緒，但出于經(jīng)濟利益之考慮，也不得不遵行。對此，有人評述說：“官廳如果命令人民，凡用舊歷之契約單據(jù)等，一概無效，人民自非改不可”。[31]從當時的實施情況看，國民政府變更商家結帳日期，并明文規(guī)定“元旦起，契約文書票據(jù)等，一律遵用國歷，勿因結帳期展緩”[32]，確實抓住了廢除舊歷問題之關鍵。因為商界結帳及契約的有效與否，必須以政府的規(guī)定為準，所以，與廢除舊歷歲時年節(jié)相比，這種強制性辦法，收到了顯著效果。以國歷日期作為商家結算、訂立契約及其他商業(yè)活動之日期，此后成為商界主流。
但需要指出的是，這種變更商家結帳日期之做法，一旦涉及到改變商家的習慣，及那些與舊歷歲時節(jié)令相關的商界習俗時，便會遇到頑固抗拒，并且這種抗拒決非政府能靠行政命令和政治強制力量能改變的。如“商家向以陰歷正月初五為五路財神日，而接財神者，改為陽歷一月五日為五路財神日，而于是日接之，”[33]這顯然是行不通的。因為“接五路財神”習俗，是與除夕商家結帳后、祈求新的一年中發(fā)財之愿望有關，已經(jīng)形成了商家的習俗，難以改變。
還需要說明的是，改變商家結帳日期及習俗在各地推行的不平衡，在沿
海通商大都市及與上層社會關系密切的工商界推行得較有成效，而在廣大的內地城鎮(zhèn)，推行的范圍和力度是有限的。加以習慣勢力強大，許多地方舊歷三大節(jié)結算的習俗，仍然保留著。以四川大足為例：“一切交易往來，均定三節(jié)結帳。”[34]貴州一些地方亦同樣如此：“每歲以‘端陽’‘中秋’過年為最流行之節(jié)氣，謂之‘三節(jié)’，商家極為緊張，人欠、欠人，催收支付，均須告一段落�！盵35]湖南《醴陵縣志》載：“民國改用陽歷，而民間率用陰歷年底結帳，又農(nóng)時亦以陰歷節(jié)氣為便，習俗相沿，積重難返，非獨吾醴然也�！盵36] 西北地區(qū)保存著這樣的商業(yè)習俗：“‘元旦’晚，將字號名片與素有往來者由門隙投入，次早店伙拾得，即知每甲拜年，須答禮。破五前，鋪門緊閉；破五后，即可開門營業(yè)�！盵37]
廣大內地及民間社會商家結帳習慣難于改變，與舊歷歲時年節(jié)難于廢除及舊歷對農(nóng)業(yè)社會的影響有密切關系。時人分析云：“所以然者，一則忸于舊習；一則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之民眾皆業(yè)農(nóng)，夏歷之二十四氣候為農(nóng)家作業(yè)閱歷有效之標準，而國歷尚未編有與數(shù)九等適應之詞句，以暢行民間而為之替代�！币虼藢е隆罢幻娼古f歷，一面提倡國歷，終未能革故鼎新，而聽其并存不廢” [38]的尷尬局面。
（三)廢止舊歷歲時節(jié)令、代以國歷紀念節(jié)日
國民政府廢除舊歷，完全以國歷紀時，那么如何對待舊歷的歲時年節(jié)？國民政府的辦法非常簡單，那就是在廢除舊歷的同時，連帶著取消了舊歷歲時節(jié)令：“查廢止舊歷，業(yè)于本年嚴厲執(zhí)行，所有舊歷一切節(jié)日，亦因之連帶消滅”。[39]
中國有幾千年的文化傳統(tǒng)，在使用舊歷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歲時節(jié)令，如立春、元旦、元宵、填倉日、龍?zhí)ь^、清明、端午、乞巧、中元、中秋、重陽、冬至、臘八、過小年、除夕等等。這些歲時節(jié)令，盡管各地有很大差異，但賦予它的文化含義及各地的風俗習慣大體上是相似，已經(jīng)成為民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民國初年改用陽歷后，北京政府逐漸確立了一些國家紀念日，與這些舊歷節(jié)令并行。據(jù)1925年印行的《泗陽縣志》記載，北京政府所奉行的陽歷紀念日及節(jié)日有：陽歷1月1日為中華民國成立紀念日，4月8日為國會開幕紀念日，5月9日為“國恥日”，4月5日為“植樹節(jié)”，10月10日為國慶紀念日，12月25日為云南起義紀念日等[40]，這些都是北京政府確立的國家紀念日。但由于陰陽歷并行，這些新紀念日，主要是上層官廳、學校來紀念，在民間社會中并無太多的表示。如雙十節(jié)雖然為中華民國的“國慶節(jié)”，是北京政府規(guī)定的最重要之紀念日，但它也僅僅為官廳機關及學校紀念，而民眾漠然：“是日，凡衙署、局、所、學校以及各項機關，一律升旗祝賀，放假休息，以襄盛典。但鄉(xiāng)曲農(nóng)民仍不甚著意，概無何等表示�！盵41]
國民政府在廢除舊歷過程中，也采取了確定和增加國歷紀念日、用根據(jù)國歷推定的民國紀念日，來代替舊歷歲時年節(jié)的辦法。國民政府除了沿用一些北京政府法定的國歷紀念日外，還重新審定并增加了許多新紀念日。上海市黨部及上海市政府頒定之《革命紀念日一覽表》，確定了諸如國歷1月1日為中華民國成立紀念日、3月8日為國際婦女節(jié)等29個革命紀念日。[42]930年7月10日，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第100次常務會議通過了《革命紀念日簡明表》及《革命紀念日史略及宣傳要點》，將革命紀念日分為兩種：
一是《國定紀念日》，國歷1月1日為中華民國成立紀念日，10月10日為國慶紀念日，以上兩紀念日“各休假一天，全國一律懸旗扎彩提燈志慶，各地黨政軍警各機關各團體各學校均分別集會慶祝，并由各該地高級黨部召開各界慶祝大會。”5月5日為革命政府紀念日，7月9日為國民革命軍誓師紀念日，11月12日為總理誕辰紀念日，這三個紀念日“各休假一天，全國一律懸旗慶祝，各地黨政軍警各機關各團體各學校分別集會紀念，并由各該地高級黨部召開各界紀念小會�！�3月12日為總理逝世紀念日，“是日休假一天，全國一律舉行追悼紀念，停止娛樂宴會，各地黨政軍警各機關各團體各學校均分別集會紀念，并由各該地高級黨部召開各界紀念大會�！�3月29日為革命先烈紀念日，“是日休假一天，由各高級黨部召集當?shù)馗鳈C關團體學校分別祭奠所有為革命而死之烈士并舉行紀念大會。”5月9日為國恥紀念日，“全國黨政軍警各機關團體學校一律分別集會紀念，停止娛樂宴會，并由各該地高級黨部召開民眾大會兼作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不放假。”8月27日為先師孔子誕辰紀念日，“是日休假一天，全國一律懸旗致慶，各黨政軍警機關各學校各團體分別集會紀念，并由各該地高級行政機關召開各界紀念大會�！盵43]
二是《本黨紀念日》，規(guī)定國歷3月18日為北平民眾革命紀念日，4月12日為清黨紀念日，5月18日為先烈陳英士先生殉國紀念日，6月16日為總理廣州蒙難紀念日，8月20日為先烈廖仲愷先生殉國紀念日，9月9日為總理第一次起義紀念日，9月21日為先烈朱執(zhí)信先生殉國紀念日，10月11日為總理倫敦蒙難紀念日，12月5日，肇和兵艦舉義紀念日，12月25日為云南起義紀念日。國民黨中央規(guī)定：“以上各紀念日由各地高級黨部召集黨員開會紀念，各機關團體學校可派代表參加，不放假�！盵44]
國民黨中央規(guī)定的這些紀念日，因是以國民政府命令之形式通令各地黨政機關嚴格遵行，故各地黨政機關學校及團體基本上均能做到：“全國黨政軍各機關以及團體、學校、工廠、商店均懸旗志慶，除國府成立日外均放假�！盵45]1935年刊印的《青城縣志》載：元旦為中華民國成立紀念日，“是日宴集娛樂，慶賀新年，政府、機關、學校舉行紀念會�！�3月12日為孫中山先生逝世紀念日�！笆侨諕吣怪䦃灒⑴e行紀念會，實施造林運動�！盵46]隨著國歷的推行，國民政府法定的新陽歷新紀念日及按照國歷規(guī)定的新節(jié)日逐漸增多，到40年代中期以后，中華民國各種紀念日及國歷節(jié)日已經(jīng)達到了數(shù)十種之多，除了上述紀念日外，還有“司法節(jié)”（1月11日)、“戲劇節(jié)”（2月16日)、“童軍節(jié)”（3月5日)、“國醫(yī)節(jié)”（3月17日)、“美術節(jié)”（3月25日)、“青年節(jié)”（3月29日)、“兒童節(jié)”（4月4日)、“音樂節(jié)”（4月5日)、“母親節(jié)”（5月12日)、“禁煙節(jié)”（6月3日)、“工程師節(jié)”（6月6日)、“陸軍節(jié)”（7月9日)、“父親節(jié)”（8月8日)、“空軍節(jié)”（8月14日)、“教師節(jié)”（8月27日)、“記者節(jié)”（9月1日)、“體育節(jié)”（9月9日)、“商人節(jié)”（11月1日)、“醫(yī)師節(jié)”（11月2日)、“世界學生節(jié)”（12月17日)及農(nóng)民節(jié)、詩人節(jié)、護士節(jié)、合作節(jié)等等。[47]這種機關、學校舉行的國歷紀念日，基本上按照政府規(guī)定之程式舉行。據(jù)1932年刊印的《平壩縣志》載：國歷紀念日“大約不外國慶的、國恥的、或關系于偉人，或關系于大事諸種之性質。此等日期之儀式，或揚旗（黨旗、國旗)，或下半旗，或慶祝，或游行、演說，或辦提燈會，或張貼標語、呼口號等，均各有規(guī)定�！盵48]
國民政府規(guī)定了如此眾多的紀念日和國歷節(jié)日，一方面說明了政府以國歷紀念日及節(jié)日取代舊歷歲時節(jié)令態(tài)度之堅決，另一方面也表明國歷逐漸成為社會上層通行之歷法，已經(jīng)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占據(jù)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隨著國家慶典之規(guī)模越來越大及頻率越來越多，它作為一種發(fā)動和組織民眾的有效方式，對增進民眾政治意識和國家觀念，是有積極意義的。
以國歷紀念日、節(jié)日來替代舊歷歲時節(jié)令的辦法，盡管收到了一定成效，但這種成效主要體現(xiàn)在國民政府及各地黨政軍警機關團體和學校等所謂社會上層，一般民間社會并未接受。據(jù)1933年刊印的《廣宗縣志》載：“至民國紀念日、國慶日，惟機關、學校依期放假休息，商民尚未周知，無舉行者�！盵49]東北安圖縣于雙十節(jié)：“是日衙署局所、街市商店皆懸國旗，以資慶賀。各學校于晚間列隊，提燈沿街游行，至國旗前行三鞠躬禮，三呼萬歲，名曰‘提燈會’，以襄盛典。但此舉惟城鎮(zhèn)行之，鄉(xiāng)居農(nóng)民多不注意�！盵50]
國民政府所采取的這種辦法，強化了國歷為機關學校團體采用之力度，上層社會采用國歷的現(xiàn)象更加普遍，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廣大的社會下層民眾沒有接受官廳規(guī)定之紀念日及國歷節(jié)日，則說明他們依舊沿用舊歷歲時年節(jié)，這種情況顯然是政府所無法容忍的。因此，對政府來說，廢除舊歷、推行國歷的關鍵，固然在于推廣國歷紀念日，但更重要的則是禁絕舊歷歲時節(jié)令。
國民政府在對待舊歷歲時節(jié)令問題上，采取了雙管齊下的辦法：一方面推行新的紀念日和節(jié)日，另一方面直接將舊歷歲時年節(jié)廢除，將舊歷節(jié)氣，原封不動地移為國歷月日，并將在舊歷年節(jié)的習俗及活動，統(tǒng)統(tǒng)移到國歷年節(jié)來做。
早在1927年底，馮玉祥在河南、陜西和甘肅等地廢除舊歷時，不僅將舊歷的除夕、正月初一、正月十五元宵節(jié)、五月初五端午節(jié)、八月十五中秋節(jié)，及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的鬼節(jié)等節(jié)令，統(tǒng)統(tǒng)作為社會惡習“一律廢止”，而且明確規(guī)定民眾只準過國歷元旦，原來慶賀舊歷年之種種活動，統(tǒng)統(tǒng)移到國歷年來辦。[51]盡管馮玉祥規(guī)定的種種辦法未能落實，但將廢除舊歷等同于廢除舊歷歲時節(jié)令、將舊歷年節(jié)的民眾慶賀活動強令移到國歷年來舉辦的廢除舊歷、替代舊歷節(jié)令的思路，已經(jīng)形成，并且為南京國民政府繼承并堅決推行。1928年4月，國民政府內政部提出的推行國歷之辦法斷定：“非將舊歲舊節(jié)之一切正當習慣擇其無背良善風化、不涉迷信者一律妥定章則，提倡導引，俾均移照國歷日期舉行，不足以謀根本之改造，”因此明確通令各省區(qū)市“將一切舊歷年節(jié)之娛樂、賽會及習俗上點綴品、銷售品一律加以指導改良，按照國歷日期舉行�！盵52]這就是說，將舊歷元旦應有的各樣點綴品及正月間一切娛樂活動，移至國歷新年舉行。其基本思路，仍是馮玉祥在豫陜甘推行之辦法。國民政府這種簡單的“挪移”辦法，也得到了社會上一些主張廢除舊歷者的贊同：“民間向于陰歷十二月二十三為送灶之期，自后改為陽歷十二月二十三，此外祀先祭祖，亦即依此類推�！盵53]
即使在1930年6月國民黨開始對廢除舊歷作了一些變通后，仍然沒有放棄這種簡單的“移置”辦法，并明確規(guī)定：“移置廢歷新年休假日期及各種禮儀點綴娛樂等于國歷新年”，“各地人民應將廢歷新年放假日數(shù)及廢歷新年前后所沿用之各種禮儀娛樂點綴，如賀年、團拜、祀祖、春宴、觀燈、扎采、貼春聯(lián)等一律移置于國歷新年前后舉行”。[54]
將舊歷月日改為國歷月日，是非常簡單的變革辦法，但往往也是無效的辦法。因為這種日期改變本身，不僅廢棄了舊歷歲時習俗，而且同時新設了國歷年節(jié)。如果人們并不認為新設立的國歷年節(jié)是合理的，那么它便不會為民間社會遵行。更何況舊歷歲時已經(jīng)形成了風俗，斷非如此簡單就能解決問題。國民政府將舊歷歲時要么廢除，要么移至國歷年月舉行之做法，完全沒有看到，這些歲時一旦更移，便失去了其文化的、民俗的含義，因此不可能為民眾接受。從當時的實際情況看，舊歷歲時節(jié)令并沒有因國民政府之強令廢除而失去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反而仍然為民間社會所沿用。這種現(xiàn)象，在民國時期絕非一時一地的特殊現(xiàn)象，而是帶有普遍性的現(xiàn)象。如廣西來賓，“民國初元改行歐歷，而歲時節(jié)令仍夏歷弗改�！盵55]如山東牟平：“自改用國歷，除‘元旦’、‘春節(jié)’及‘植樹節(jié)’、‘雙十節(jié)’限期休假外，余概作廢，而鄉(xiāng)民習俗仍多相沿未變也。”[56]山東的萊陽“自改用西歷，‘元旦’休假三日，開會慶賀，‘植樹’、‘雙十節(jié)’，則各休假一日，然惟官署行之，鄉(xiāng)間猶多沿舊俗�！盵57]1937年刊印的《川沙縣志》載：“民國肇新，改行陽歷，而農(nóng)工商界積習已久，尚難強以遵行。鄉(xiāng)間‘元旦’及‘除夕’，仍用陰歷�！賹W兩界，對于陽歷全年令節(jié)亦不過聊循故事，留一新歷一名色而已�！盵58]一般民眾照樣按其舊歷歲時過日子，對于政府規(guī)定的國歷“元旦”“上元”、“中元”等節(jié)令，并沒有什么表示。
從國民政府推行廢除舊歷運動的三方面內容看，改變商家結帳日期、禁絕舊歷書代之以新歷書，并沒有引起民眾過分的抗拒及輿論的過多批評，因而取得了一定實效，推動了國歷的普及。而對于其確定新的國歷紀念日與新節(jié)日，因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也沒有受到輿論太多的指責。但對政府廢除舊歷歲時節(jié)令之做法，因其是一種簡單粗暴而牽強附會的做法，故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反對和頑強抵制。在政府看來，政府并非不許百姓過年，只是要他們照陽歷去過；也并非不許民眾娛樂，更非是要廢除過年的一切禮俗風氣，僅僅要改一個日期罷了。可是在民眾看來，問題并不那么簡單。
“不能改日期，改了便不是那個味兒�！盵59]這句非常普通的話語，潛含著政府與民眾在觀念意識上的深層分歧及沖突。在民眾看來，將過舊歷時令年節(jié)時的慶賀活動挪到國歷上來，已經(jīng)從根本上“變味”。因為改變的不僅僅是一個日期，而是附屬于這個日期上的一套民俗文化和生活習慣，是民眾日常生活習俗的整個改變或轉軌，絕沒有政府所說的那樣簡單。
三
民間社會對國民政府廢除舊歷歲時節(jié)令的強烈抵制，在“過年”問題上表現(xiàn)得極為突出，并由此引發(fā)了民眾與政府在采用歷法問題上“二元社會”之激烈沖突。國民政府一再強調：“實行國歷，廢除舊歷，要從奉行國歷的年節(jié)，廢除舊歷的年節(jié)作起�！盵60]因此，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從1930年1月1日起，不僅商民一律不許沿用舊歷、過舊歷年，而且一律遵行國歷、過國歷新年。這樣，廢除舊歷實際上等同于廢除舊歷年，過舊歷年還是國歷年，成為衡量舊歷廢除與否的最重要之外在標志。
1930年1月1日，是全國廢除舊歷、改用國歷的第一天，所以國民政府格外重視。行政院通電各部及各省市政府放假三日，以資慶祝。[61]12月20日，天津市政府招集各界，磋商慶祝新年大會辦法，并商定在國歷元旦舉行“汽車游行”；12月24日，南京市黨部召開第67次會議，通過《慶祝國歷元旦、提倡國歷案》，通令各黨員提倡國歷，印行國歷歷本及革命春聯(lián)，舉行廢除陰歷運動。[62]北平、上海等地情況大體與此相當，地處東北的沈陽,也出現(xiàn)官廳慶祝與宣傳的景象。[63]各地當局為提倡國歷，多數(shù)是以行政命令的形式來推行國歷。其基本的辦法，是將過舊歷年的種種慶賀方式一律移到國歷元旦，禁止民眾過舊歷年。據(jù)《中央日報》載：12月28日，安慶市當局發(fā)出布告：“（一)各商店住戶，元旦在門上換貼春聯(lián)，以照劃一，廢歷新年，不得再貼春聯(lián)，中有與國歷抵觸者，一律禁止；（二)自國歷元旦起，至一月五日止，各商店住戶，須一律張掛燈彩，廢歷新年，不得舉行；（三)自國歷元旦起，至一月十五日，各界市民有愿出燈者，予以一律接受，藉以提倡正常娛樂，惟至廢歷燈節(jié)，則禁止出燈；（四)自國歷元旦起，至一月三日止，各商店一律停業(yè)，以樂新年�！盵64]很顯然，政府以一種無容商量的口吻嚴令民眾執(zhí)行。
河北高陽縣政府組織籌備新年慶祝委員會，通知各商號一律于國歷年底結算帳目，并向各村民眾發(fā)布告示，禁止過舊年：“現(xiàn)在是要厲行國歷，破除迷信，不但不準印陰歷，不準賣陰歷，而且商人用陰歷的日子去寫帳，在法律也沒有效力。如果到年節(jié)時候，有愿意貼對子、吃年酒、放年假，及舉行一切的娛樂，均要挪到國歷年節(jié)來舉行。再到舊歷年節(jié)時候，便不準做了，更不準販賣一切刷印的神像，如不違犯的，即行照章處以過怠金。”布告還嚴厲地告誡民眾：什么叫做“積重難返”？什么叫做“數(shù)千習慣不容易改”？“那全是廢話！我們大家一起起來去努力，非打倒舊歷年不可！非打倒迷信不可！”[65]將打倒迷信與打倒舊歷年等同起來，完全是一副以政治運動來推行社會改革的架勢。
無論國歷元旦慶賀如何熱烈，看廢除舊歷運動的實效，關鍵要看舊歷新年各地禁止的情況。國民政府鑒于以往民眾重視舊歷新年之特點，特別注意禁止民眾在舊歷年慶賀，并發(fā)布了一些禁令。1929年12月29日，山西省黨部召集各界聯(lián)席會議，實行廢除舊歷年節(jié)議決辦法五條。[66]安徽、河北等地同樣如此，不僅禁止政府機關舊歷年放假,而且也禁止商店關門、民眾過年,甚至過去民眾在舊歷年貼春聯(lián)、放鞭炮的舉動也遭到禁止。據(jù)《中央日報》載：“京市府自國府命令，自今年始，完全取消陰歷，實行國歷，以資統(tǒng)一，所有陰歷民間一切習俗，著隨時取締，不得因循，茲悉市府以陰歷各商店循例停業(yè)，著社會局嚴行取締，務期排除舊習，照常營業(yè)�！盵67]
在舊歷年到來時，國民政府各機關禁止放假過年，不僅鐵道部長孫科嚴令該部照常辦公，而且南京市衛(wèi)生局長胡安定也手諭各科職員“一律不準請假過舊年，以重政府實行國歷之意”。[68]上海市政府則強硬地禁止商界舊歷年休假。2月17、18兩日為舊歷新年，上海市商會及銀行公會準備按照慣例休假兩天，但上海市當局認為這與國民政府推行國歷辦法相背，“恐系傳聞失實，特令市商會查明制止”[69]。河北省琢縣政府村政研究委員會也發(fā)布布告,通告各機關商民一律廢除陰歷：“茲年關在邇，所有舊日習慣，以及舊日年前城內鄉(xiāng)鎮(zhèn)年市，均應一律改為國歷年前開設，以資提倡�！盵70]實際的情況如何呢？時人觀察說：“陰歷廢除了，但是陰歷的習慣，依然和我們同在。過節(jié)、過年，種種習慣，和陰歷未廢以前，真是一般無二，在推行陽歷不力的北方，固然如此，在政令所出的南方也未嘗不如此。”[71]
政府不許民眾沿用舊歷和不許過舊歷年之強硬舉措，在民眾看來，是無法容忍的。因此政府與民間在“過年”問題上分歧甚大。如果說民眾對政府“國歷新年”僅僅是表示冷淡的話，那么對于“舊歷新年”，則表現(xiàn)出非常熱烈之舉動。這種熱烈的舉動，在積極推行國歷的各地政府看來，簡直是頑固不化，甚或是“反革命”的舉動。政府堅決要廢除舊歷，三令五申禁止民眾過舊歷年；一般民眾則對政府的禁令漠視或不滿，頑固地依據(jù)自己的習慣來過舊歷新年。這樣，在1930年舊歷年到來之際，政府與民間社會勢必發(fā)生嚴重的沖突。
據(jù)《大公報》載，河北磁縣教局通令各區(qū)小學，于1月27日開始放寒假兩星期，不得早放遲開。但檢查結果發(fā)現(xiàn)：“違章早放者，為數(shù)亦不在少，當晚會議對于早放各校長教員，分別懲處，以儆將來云。”[72]政府可以用行政手段“懲處”違背政府禁令之校長教員，但仍無法禁止民眾照過舊歷年。又據(jù)《大公報》載,河北陽原“廢歷年中仍熱烈異常拜年送片之舉，無異往昔。各街巷懸燈結彩，倍形熱鬧。”面對民眾的頑固習慣，陽原縣政府“惟令各機關不得放假，取締陰陽合歷憲書；公安局則禁止各戶燃放花炮，厲行禁賭�！盵73]有些地方政府則干脆采取暴力行為，公開地禁止民眾過舊歷年。如河北昌黎縣政府，在舊歷年前出示布告，禁止舊年迎神賽會、放鞭炮，更嚴令各商家不得停業(yè)。而結果如何呢？“于除夕后鞭炮鑼鼓之聲，不絕于耳，各商戶均閉門休息，其景況一如往昔。茲屆元宵燈節(jié)，每歲于十四夜起，懸燈結彩，燃放花炮，各處扎彩排樓，至十六晚大熱鬧三天。一般男男女女，燒香還愿，觀燈白相，擁擁擠擠。”這種“言者諄諄，聽之貌貌”的尷尬情景，顯然激怒了奉命推行國歷的地方當局，因此縣政府立即派警察武力驅散民眾的慶賀集會。據(jù)報導：當昌黎民眾“正在熱鬧之際，不意公安局派警多人，按家勒令將燈彩一律撤消，觀眾均趕散矣。”[74]強制將民眾之元宵佳節(jié)“消滅無影無蹤”。
政府與民眾因過舊歷年而發(fā)生的暴力沖突,在一些大中城市也時有發(fā)生。據(jù)《申報》報導：“北平商民，以習俗關系，對廢歷年節(jié)，凡粘貼春聯(lián)，燃放花炮，迎神守歲，依然不改，”北平市公安局特派警察到各處查考，并大肆抓捕膽敢違背政府禁令繕寫、張貼春聯(lián)者。據(jù)統(tǒng)計，在北平內城捕獲繕寫春聯(lián)者252名，外城151名，粘貼春聯(lián)并燃放鞭炮者，內城396家，外城318家。政府的這種強硬措施，產(chǎn)生了一定的效力，一些膽小的市民，紛紛自行撕下門首粘春聯(lián)。但那些有點知識的學生，則對政府的行為公開反對，抗議政府濫用職權妨礙人權自由：“聞朝陽大學校學生中，竟有因燃放鞭炮與巡警齷齪，激出濫用職權妨礙人權自由之控訴事件�！北M管如此，北平市政當局“仍責令各區(qū)署嚴行查禁，倘聞有鞭炮者，即將該署段巡官長警，分別處罰”。在前門外、西單牌樓等熱鬧街市，有些窮困文人，擺桌代人書寫春聯(lián)，并借一二元資本，備售紅箋春紙，藉得微利。這種行為不僅“悉被巡警驅逐，禁其操此生涯，”而且通告商民，“咸不準在門前粘貼春聯(lián)及門神掛錢之類�！惫簿诌�“令各區(qū)署傳告商鋪住戶，于舊歷除夕元旦初二等日，不準在門前舉行迎神謝年焚化神紙等事，違者扭至區(qū)署，科以罰金�！盵75]
政府的壓制和禁絕不可謂不嚴厲，但北平舊歷年關仍然呈現(xiàn)出熱鬧場面：“在被打而似乎未倒的廢歷年下的新正里，人人是眉飛色舞，興高彩烈，都好似脫離了監(jiān)獄的囚犯一般！戲院，電影場，都先期售票，有了人滿之患；就是市場和公園里，游人也增加到三倍以上。”[76]這種情況說明，在民眾強大的習慣勢力面前，國民政府依靠政治強力推行國歷、廢除舊歷運動的舉動，是何等的軟弱無力。
民眾堅持過舊歷年及各地舊歷年依然熱鬧的情景，說明國民政府不僅沒有打破歷法上“二元社會”格局，而且激化了“二元社會”的沖突。政府可以強令所屬機關、學校團體慶賀國歷新年，并禁止他們過舊歷年，但卻無法真正地禁絕民眾放棄舊歷年。實際上，無論是1930年的舊歷新年，還是隨后1931年及1932年的舊歷新年，民眾過舊歷新年之習俗及熱鬧場景，沒有因政府廢除舊歷而減弱。
在東北的沈陽，1930年舊歷年出現(xiàn)了“舊歷年中形形色色仍不減去年，且有過之無不及者”的熱鬧景象：“厲行國歷廢除陰歲，已皇皇見諸公牘，惟一般民眾印象太深，難以實行。所謂陰歷年關，籌備一如往年，應有盡有，并未因有明令而減少�！盵77]“一般商號市民極具熱烈之心理，購備年食鞭炮、貼對聯(lián)、燃鞭炮、接財神、燒香紙賀年，悉如其舊，且除夕所燃鞭炮之多，實突破五年中之紀錄�！盵78]至于像岫嚴這樣偏僻的小縣城，更是熱鬧非凡：“一月卅日為庚午年元旦日，大家小戶紛紛叩年，不曰新春大吉，即曰過年發(fā)財，由朝至暮，迎送不暇。顯達之家更有戶限為穿之勢�！盵79]再如河北薊縣，“商民于廢歷除夕之日，仍燃炸點炮，徹夜不息。元旦日各戶門首紅紅綠綠一如往昔。慶祝新春，整冠素衣，賀年之客絡繹街途。雖經(jīng)政府再接再勵之勸告，而陋習仍不減于往昔�！盵80]
山西省當局決定廢除舊歷，并禁止民眾過舊歷年，但實際情況正好相反，出現(xiàn)了“禁者自禁，過者自過”的局面：“太原總商會以舊歷新年，應行禁止慶祝，以示提倡，乃于事前特出布告云：一切慶祝拜賀、懸燈結彩、放炮敬神，以及種種娛樂諸事，應一律取締。不料適得其反，各商行門口除懸燈結彩粘貼春聯(lián)外，由除夕日夜九點鐘起，直至次日六點鐘止，鞭炮聲愈響愈密，通宵達旦。”[81]在華中重鎮(zhèn)武漢，廣大商民慶賀舊歷年的熱鬧景象格外引人矚目：“武漢廢歷除夕徹夜但聞鞭炮聲，鑼鼓聲，元旦但聞恭喜發(fā)財聲，蓋整個武漢各機關，除郵電路，照常工作外，余大致休息，宴飲為樂之風，不減當年。”[82]像武漢這樣的大都市還照樣過舊歷年，并且過得如此熱鬧，更別說其他一些中小城市及廣大的鄉(xiāng)村了。 1930年如此，1931年照樣如此。當1931年國歷新年到來之際，國民政府及各地黨政機關照例放假休息，停止辦公，作各種各樣慶賀元旦的點綴。如山西省府令行政機關“新年一律懸燈結彩，并自世（31日)起放假五天，東（1日)總部在大禮堂舉行慶祝典禮。文官薦任武官上校以上，一體參加。各報均放假七天。”北平“全市自昨日起懸旗五日，慶祝新年�！盵83] 同時，政府仍像以前那樣嚴厲禁止民眾過舊歷年。天津市長發(fā)表談話，嚴厲禁止在國歷新年中拜年與送禮。[84]天津市當局布告工商界：“廢歷新年，不準商家閉門休業(yè)，如有違犯當予罰辦。至各工廠工人如不工作，亦酌予罰金�！盵85] 盡管政府一再禁止過舊歷年，但各地舊歷年仍然十分紅火。如上海：“滬關機關概照常辦公，商工團體雖不給假，但許自由行動，租界法庭照常開庭。入夜南京路等處市面熱鬧，一如往年�！比缟蜿枺骸按碎g舊年如常，炮聲震耳�！盵86]如北平：“今日為廢歷新年初一日，一般熱中過年之商民，咸于是日慶祝元旦，故都最負盛名之廠甸白云觀財神廟老爺廟等處，悉于今日開放，以資點綴。”[87]如天津：“自晨事時至午夜止，宮北街通衢擠滿游人，交通幾為斷絕。各市年貨攤如花燈爆竹香燭紙碼宮花供采等買賣，皆利市三倍。下午五時許，居民開始燃放爆竹，徹夜未休�！盵88]如上海：“炮竹聲徹夜”；如青島：“廢歷元旦，各機關學校照常上班，商店均休業(yè)，除《民國日報》外各報館均無形休刊�！碧骸叭信谥衤暵÷�，徹夜不絕。各界往返慶賀，較往年為特盛�！比鐫h口：“商店幾全�！�。[89]這種情況表明，政府與民間各過其年的情景仍然繼續(xù)著，上層社會采用陽歷、社會下層民眾慣用舊歷的“二元社會”格局并未根本打破。
如果再具體考察當時各地陰陽歷采用的情況，便會更清楚地看到：歷法上“二元社會”之對峙格局仍很明顯。如40年代的河北薊縣：“近來改用陽歷，各機關于一月一號，照例舉行團拜。城鎮(zhèn)、鄉(xiāng)村住戶一般民眾，仍于舊歷元旦賀年�！盵90]在廣大的農(nóng)村，國歷并未能取代舊歷：“今雖改用國歷，而舊歷仍風行于民間。甚矣，習俗之難移也�！盵91]民眾舊歷年熱鬧異常，而國歷年則主要是上層來紀念：“至陽歷新年，人民報刺相喝，官場為盛，亦有備酒食慶賀者焉。由此以漸行去，專用陽歷，當即廢除舊習慣矣。”[92] 國歷推行后，二元社會格局并未打破的現(xiàn)實，引起人們對移風易俗的感嘆：“自國體變更，每遇陽歷年節(jié)，公署及學校、各機關一遵新制，城鎮(zhèn)街市亦張燈結彩。惟窮鄉(xiāng)僻壤至陰歷年節(jié)，小大新衣，未明而起，親戚往來，依舊過年。可見移風易俗非易事矣�！盵93]天津《大公報》記者說：“實行國歷，于今為甚，但近數(shù)日來，市面漸呈繁盛，頓使吾人憧憬已往舊歷年關之景象，因此可知社會習慣入人之深。”[94]
政府與民眾在“過年”問題上的沖突，自然產(chǎn)生這樣的問題：為什么民眾這樣頑固，一定不肯改一個日期過年？為什么政府那樣堅決，一定不許民眾在這個日期過年？政府方面的理由很充足，也很干脆：“舊歷已經(jīng)廢了，舊歷過年，當然也跟著要廢�！钡敲癖姷膽B(tài)度也很堅決：“現(xiàn)在的官廳，只知問我們要捐，拿了錢去不但不給我們一點好處，連我們自己過年，不花他們一個大的事件，也要來干涉，我們一年辛苦到頭，好容易得到這幾天，才能把一切的事情煩惱丟開，稍快樂一下，可憐連這一點快樂，他們也要剝奪，他們歡喜過新歷年，他們盡管過，但是我們過舊歷年也妨害不了他們，為何事事必要強迫多數(shù)人民去服從呢？為何他們可以擲炸彈、轟大炮，而我們不能過年放鞭炮，為何他們可以滿街貼標語，我們不能在自家門墻貼春聯(lián)，我們不樂意過新歷年，他們硬要我們過，我們愿意過舊歷年，他們禁止我們過，這豈不是好民之所惡，惡民之所好嗎？”[95]到底是民眾頑固，還是政府專橫？看來只有認清了舊歷的本質及其歲時節(jié)令所代表的深層文化內涵，才會做出合理的評判。
在政府看來，不就是改個日期嘛，為什么民眾就不能遵行？這顯然是由于“社會普通心理，不以國歷新年為新年”的緣故。[96]為什么民眾會“不以國歷新年為新年”？民眾所以不肯改日期，除了“許多年代相傳下來的老習慣，實在不容易改”之外，更重要的是，舊歷歲時節(jié)令，與民眾的日常生活關系太密切了。而這種“時令的聯(lián)帶關系”，表明舊歷及其年節(jié)并非沒有合理性。有人分析說：“中國的過年，是和春色不能分離的，硬把他搬到干枯的隆冬，當然會‘不是那個味兒’……舊年的時令最合適，能給我們的快樂最多，改一個日期我們所能得到的快樂就要減少，這是一種社會的損失，所以老百姓是不大愿意的�！薄斑^年是百姓的一件大事，他們不單是要休息作樂，還要將終年勞苦的成績拿來，盡量的享受，他們在一兩月以前就須開始準備，按國歷過年，定趕不上，例如殺年豬必須在冬至前后，若要過陽歷年，臘肉就絕做不出，其他不必說了�！盵97]
國家的興衰，原本不在乎何時過年，而政府“獨把提倡新年，禁過舊年，列為要政，官廳防舊歷甚于防匪，禁過舊年甚于禁煙”，顯然是有問題的。因此，政府之錯誤“是把過年看得太死”[98]，根本不理解舊歷年對于中國民眾的文化和生活意義。
舊歷新年是民眾一個休息娛樂的時期，以農(nóng)立國的蕓蕓民眾不能按期休息，所以把一年休息的時間集中在農(nóng)閑尾期，恰好這個尾期正是舊歷年底，于是借“過年”來休閑。民眾并非為慶祝舊歷年而作樂，乃是為休息娛樂而利用舊歷年節(jié)。如東北《珠河縣志》載：“按新年習俗，咸綴業(yè)以嬉，為長時間之休息。一年計劃常于歲首定之，積一年之辛勤勞苦，遺迄于改歲，常有無窮之感觸，而念此未來之一年，亦有許多之希望。人民雖多守舊，而際此除舊更新之年關，未嘗無新理想、新感覺省于其時，是以社會狀態(tài)多于新年時作興革計劃�！盵99]不僅東北地區(qū)的民眾如此，全國大多數(shù)地區(qū)也有同樣情況。如廣西來賓：“蓋居民素尚節(jié)儉，平日少肉食、好習勞，終歲鮮暇時，乘過節(jié)之機會相與休息，洽筵歡聚，亦民間一樂事也�！盵100]再如華北的張北：“一年以來，新舊交替，凡百事業(yè)，皆結束已往，預備將來；終歲勤勞，藉此佳節(jié)而略事休息，又乘休息，而作種種娛樂之事�！盵101]
如此看來，過舊歷年完全是民眾日常習俗使然，與民眾是否奉“正朔”是兩碼事。在民眾照過舊歷年背后，包含著民眾所不能輕易放棄的一套生活方式和濃厚的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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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民國十六年陰陽合歷通書》，上海新北門內江東書局1926年發(fā)行。
[2] 廣東《民國新修大埔縣志》，民國32年
鉛印本，丁世良等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第763頁，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
[3] 堅雪：《舊歷的末運》，1930年1月13日《大公報》。
[4] 《萬全縣志》，民國23年鉛印本，丁世良等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第209頁，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
[5] 《中央宣傳部電告元旦宣傳要點》，1928年12月28日《申報》。
[6] 《中央宣傳部電告元旦宣傳要點》，1928年12月28日《申報》。
[7] 《內政部致國民政府呈》，《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文化》，第425頁。
[8]《訓令543號》，《國民政府公報》第207號，國民政府文官處印鑄局印行，1929年7月3日。
[9] 《歷書實行統(tǒng)一辦法》，1929年7月13日《申報》。
[10] 《市公安局查禁新歷本印舊歷》，1929年7月18日《申報》。
[11] 《臨時法院禁印廢歷本》，1929年10月1日《申報》。
[12] 《社會局積極推行國歷——查禁沿用陰歷歷書，請示推行國歷各點》，1929年11月17日《申報》。
[13] 《出售陰陽對合歷本被拘——小販貪利違法》，1929年10月20日《申報》。
[14] 《訓令第4077號》，《國民政府行政院公報》102號，行政院秘書處印行，1929年11月23日。
[15]《國府再令，嚴禁違禁歷書》，1929年12月28日《中央日報》。
[16] 楊培夫：《第十期國民快覽序》，《民國十年國民快覽》上海書業(yè)公所1920年11月版。
[17] 《院令查禁“國民快覽”》， 1929年12月31日《中央日報》。
[18]《查禁國民快覽》，1930年1月11日《中央日報》。
[19] 《不三不四及其他——春飾時的拉雜感言》，1930年2月2日《大公報》。
[20]《查禁僑商印售廢歷----教部咨請滬市就近制止》，1929年12月26日《中央日報》。
[21] 思夷：《陽歷年》，《大公報》1930年1月9日。
[22] 《市府新歷書銷售一空》，1929年12月24日《申報》。
[23] 董時進：《論禁過舊歷年》，1931年2月16日《大公報》。
[24] 《甲寅遺念》，1915年2月10日《大公報》。
[25] 《內政部致國民政府呈》，《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一編《文化》（一)，第426頁。
[26] 《訓令第964號》，《國民政府公報》第289號，國民政府文官處印鑄局印行，1929年10月8日。
[27] 《上海特別市政府布告第107號》，載《中華民國十九年新歷書》，上海特別市政府1929年印行。
[28] 《上海特別市政府布告第107號》，載《中華民國十九年新歷書》，上海特別市政府1929年印行。
[29]《社會局申告商界：結帳可暫展緩一個月，國歷必須元日起遵用》，1929年12月29日《申報》。
[30]《杭州：推定國歷九條辦法》，1929年11月4日《申報》。
[31] 《論禁過舊歷年》，1931年2月16日《大公報》。
[32] 《商家須用國歷》，1929年12月29日《中央日報》。
[33] 覺迷：《統(tǒng)一陽歷管見》，1928年1月1日《申報》。
[34] 《大足縣志》，民國35年鉛印本，丁世良等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西南卷》，第196頁，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
[35] 《開陽縣志稿》，民國28年鉛印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西南卷》，第519頁。
[36] 《醴陵縣志》，民國37年鉛印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第500頁。
[37] 《同官縣志》，民國33年鉛印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西北卷》，第67頁。
[38] 《開陽縣志稿》，民國28年鉛印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西南卷》，第519頁。
[39] 《舊歷節(jié)日替代辦法》（內教兩部擬定之方案)，《國聞周報》第7卷第21期，1930年6月2日版。
[40] 《泗陽縣志》，民國14年鉛印本，丁世良等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東卷》，第531頁，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
[41] 《新民縣志》，民國15年石印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東北卷》，第54頁。
[42] 《革命紀念日一覽表》，載《中華民國十九年新歷書》，上海特別市政府1929年印行。
[43] 《革命紀念日簡明表》，《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國民歷》第13頁，行政院內政、教育部1934年頒布。
[44] 《革命紀念日簡明表》，《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國民歷》第14頁。
[45] 《臨清縣志》，民國23年鉛印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東卷》，第340-341頁。
[46] 《青城縣志》，民國24年鉛印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東卷》，第182頁。
[47] 《杭縣志稿》，民國35年至37年修，《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東卷》第600-601頁。
[48] 《平壩縣志》，民國21年貴陽文通書局鉛印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西南卷》，第564頁。
[49] 《廣宗縣志》，民國22年鉛印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第532頁。
[50] 《安圖縣志》，民國18年鉛印本，丁世良等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東北卷》，第297頁，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
[51] 《開封廢舊歷運動——規(guī)定辦法十條，通令三省遵行》，1928年1月16日《大公報》。
[52] 《推行國歷辦法》，《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文化》，第435頁。
[53] 《統(tǒng)一陽歷管見》，1928年1月1日《申報》。
[54] 《推行國歷辦法》，《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文化》，第435頁。
[55] 《來賓縣志》，民國26年鉛印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第979頁。
[56] 《牟平縣志》，民國25年鉛印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東卷》，第249-250頁。
[57] 《萊陽縣志》，民國24年刻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東卷》，第240頁。
[58] 《川沙縣志》，民國26年上海國光書局鉛印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東卷》，第26頁。
[59] 《論禁過舊歷年》，1931年2月16日《大公報》。
[60] 《中央宣傳部電告元旦宣傳要點》，1928年12月28日《申報》。
[61] 《新年假三日，行政院通令》，1929年12月30日《中央日報》。
[62]《南京市黨部籌備慶祝元旦提倡國歷》，1929年12月26日《中央日報》。
[63] 《沈陽之新年——慶祝、募捐、宣傳》，1930年1月4日《大公報》。
[64] 《皖省會之元旦》，1930年1月1日《中央日報》。
[65] 《災荒滿眼兵戈沸，誰人忙碌慶新年》，1929年12月14日《大公報》。
[66] 《太原廢舊年》，1930年2月1日《中央日報》。
[67]《取締商店陰歷年關停業(yè)》，1930年1月6日《中央日報》。
[68]《市衛(wèi)生局胡安定提倡國歷》，1930年1月23日《中央日報》。
[69]《禁止春節(jié)休假——市社會局令市商會查明制止》，1930年1月11日《申報》。
[70] 《涿縣雜報?國歷》，1929年12月14日《大公報》。
[71]潘光旦：《科學與經(jīng)驗》，《華年》第2卷第15期，1933年4月15日。
[72] 《磁縣教局勵行國歷，偵查各校是否放假》，1930年2月2日《大公報》。
[73] 《新春中民間之娛樂與迷信》，1930年2月13日《大公報》1。
[74] 《廢歷聲中鬧元宵——民眾不忘舊樂，警察偏煞風景》，1930年2月15日《大公報》。
[75] 《北平廢止新年之景象》，1930年2月9日《申報》。
[76] 胡琴：《正月初七》，1930年2月14日《大公報》。
[77] 《白糖！白糖！陰歷過小年》，《盛京時報》1930年1月22日。
[78]《廢歷春節(jié)熱鬧不減往歲》，1930年2月2日《盛京時報》。
[79] 《舊歷年寫真》，1930年2月5日《盛京時報》。
[80] 《薊縣春節(jié)仍熱鬧，各機關放假一日》，1930年2月6日《大公報》。
[81] 《并垣舊年記—禁者自禁，過者自過》，1930年2月8日《大公報》。
[82] 《武漢舊習不除，還慶祝廢歷年》，1930年2月1日《中央日報》。
[83] 《揭開二十年日歷之首頁，全國慶祝和平新年》，1931年1月1日《大公報》。
[84]《廢歷新年中拜年與送禮，市府嚴厲禁止》，1931年2月11日《大公報》。
[85]《廢歷新年，不準休假》，1931年2月7日《大公報》。
[86] 《依然舊風光，社會過年觀念未除》，1931年2月17日《大公報》。
[87] 《舊都舊歷年，各項廟會照舊舉行》，1931年2月17日《大公報》。
[88] 《由“舊年”到“新年”——積習未除爆竹之聲達旦》，1931年2月17日《大公報》。
[89] 《政令雖嚴風光依舊，各地民眾仍過舊年》，1931年2月18日《大公報》。
[90] 《薊縣志》，民國33年鉛印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第58頁。
[91] 《高邑縣志》，民國30年鉛印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第104頁。
[92] 《蓋平縣志》，民國19年鉛印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東北卷》，第146頁。
[93] 《新絳縣志》，民國十八年鉛印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第696頁。
[94] 《廢除舊歷后之天后宮光景》，1930年1月25日《大公報》。
[95] 《論禁過舊歷年》，1931年2月16日《大公報》。
[96] 《一年之計在于春》，1930年2月1日《大公報》。
[97] 《論禁過舊歷年》，1931年2月16日《大公報》。
[98] 《論禁過舊歷年》，1931年2月16日《大公報》。
[99] 《珠河縣志》，民國18年鉛印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東北卷》，第434頁。
[100] 《賓陽縣志》，1961年廣西檔案館鉛印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第899頁。
[101] 《張北縣志》，民國24年鉛印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第15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