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匱要略》的文獻學研究（一)—關于元·鄧珍本《新編金匱方論》
真柳 誠，小曾戶 洋（
上海中醫(yī)藥大學金匱教研室張再良教授翻譯)
緒言
研究古籍首先應選擇正確的版本，特別是在現(xiàn)代臨床中被廣泛應用的中醫(yī)古籍，對此要求更嚴�！督饏T要略》和《
傷寒論》同樣是中醫(yī)的重要古籍，但對于應以那個版本為準至今尚無定說。即多紀元簡、山田業(yè)廣以徐鎔本、森立之以日本刻俞橋本為底本，岡西為人以明刻趙開美本、石原明以明刻俞橋本，任應秋出近代活版徐鎔本為底本，還有《經(jīng)籍訪古志》以明代仿宋本列在各版本之首等等，真是諸說不一。
今天，對版本問題的研究，不只是為了解釋不同版本相互間的異同，而且與臨床有著直接的聯(lián)系，因此對版本的選擇作出正確的結(jié)論是目前迫切要解決的課題。為此，首先應調(diào)查，掌握和解釋清楚現(xiàn)存的各版本，然后才可能評定孰優(yōu)孰劣，本研究以對《金匱要略》諸版本的文獻學的研究來評定最善本為目的。
《金匱要略》現(xiàn)狀的祖本是北宋·治平三年（1066年)�？摹按笞直尽薄Ｆ浜�，北宋·紹圣元年（1094年)國子監(jiān)又奉敕刊行了“小字本”。但兩者很快就散失了。據(jù)筆者的調(diào)查，現(xiàn)存的限于元以后的各版。這些包括合刻本，后印本、影印本等，至今可數(shù)的有59種。其中有些是孤本或珍本，不少在近代的目錄相文章中尚未出現(xiàn)過。
在筆者的調(diào)查研究中，從中國（包括臺灣)的圖書目錄中找到二種日本沒有的善本古版，曾簡略地報道過調(diào)查情況，最近已做成縮微膠卷。本文主要介紹元·鄧珍本的版式、現(xiàn)狀，并試述它的出版年代，流傳情況及特征等。
一、 關于元·鄧珍本的調(diào)查結(jié)果
[所藏]
北京大學圖書館、李、三五○四。
[版式]
上中下三卷。每半頁的匡郭，縱約19.6厘米，橫約12.6厘米（只有卷上第三～四頁縱約20.4厘米、橫約12.8厘米)。四周雙邊，有界。版心為小黑口，上下黑魚尾，上魚尾下有“金方”二字和卷次，下魚尾下刻頁次。鄧珍序為行書體，占二頁，每半頁八行，每行十四字，末尾刻有鄧珍的印章五種。宋臣序（后付撰者無記小文)一頁，目錄七頁，卷上二十九頁，卷中二十六頁，卷下二十頁，每半頁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
[現(xiàn)狀]
分二冊。各冊縱約24.5厘米，橫約15.7厘米，鉆四孔裝訂。第一冊為鄧珍序、宋臣序、目録、本文卷上，第二冊為本文卷中、下，表紙非現(xiàn)裝。
兩冊的全部頁數(shù)都曾二次總的內(nèi)裝訂，第二冊的卷下第十一～二十頁和后表紙的上小口至版心上部周圍有破損，未修復。全書印刷較淡或判為誤刻處被墨筆重描或改訂，有一部分被朱筆點有句讀。
卷上末頁的空白處有以下楊守敬自筆識語的墨書：“金匱要略，以趙開美仿宋本為最佳，次則俞橋本。然皆流傳絕少，醫(yī)統(tǒng)本則脫誤至多，此元刊本與趙本悉合，尤為希有之籍。光緒丁酉三月，得見于上海寄觀閣，因記。宜都楊守敬�！�
[藏書印記]
目錄第一頁有“袁延梼印”、“壽階”、“寄居南園”。卷上第一頁有“待□□”、“孫從添印”、“慶增”、“楊守敬印”、“木犀軒藏書”、“北京大學藏”、 “李盛鐸印”、“木齋宋元秘笈”。卷上末頁表面有“李謗”、“少微”，同頁里面有“北京大學藏”、“楊守敬印”。卷中第一頁有“五碩樓”、“孫從添印”、 “慶增”、“石芝”、“得者寶之”、“木犀軒藏書”、“李盛鐸印（與前出者不同)”、“木齋”、“北京大學藏”。卷下第一頁有“五碩樓（與前者不同)”、 “孫從添印”、“慶增”、“得者寶之”、“上善堂”。卷下末頁有“北京大學藏”、“李謗”、“貞節(jié)堂圖書印”、“石芝山房”。
二、 研討
（一) 出版年代
本書的刊記沒有看到，因此不可能直接了解到刊者和刊年。但是，我們從卷首鄧珍序的后半部分可以推知。序文如下：“仆幼嗜醫(yī)書，旁索群隱，乃獲于吁之丘氏，遂得與前十卷，表里相資。學之者動免掣肘，嗚呼，張茂先嘗言，神物終當有合。是書也，安知不有所待而合顯于今也。故不敢秘，特勒諸梓，與四方共之。（中略)后至元庚辰歲七夕日。樵川玉佩鄧珍敬序”。
鄧珍的事跡不詳，自序里講姓鄧，名珍，樵川、玉佩是他的字和號。從序文可知，鄧珍從丘氏那里得到了當時久未刊行的《金匱要略》，為了再介紹給大家，在元· 后至元六年（1340年)寫了刊行的序文。但本序文曾被趙開美本轉(zhuǎn)錄，因此不能僅僅據(jù)此就立刻斷為元代的鄧珍本。
不過，本書的鄧珍的序和趙開美本的不同，字體象是鄧珍親筆的行書，而且序的末尾有趙開美本所沒有的“樵川鄧珍”、“珍”等鄧珍自己的印鑑，再則從本書全體的版式書體來看，具備了以元代為中心的宋末開始到明建安刊本的特征。
楊守敬曾毫不猶豫地把本書定為元刻本，他說：“金匱要略，以明趙開美仿宋本為最佳，次則俞橋本，然皆流傳絕少。醫(yī)統(tǒng)本則脫誤至多。此元刊本與趙本悉言，尤為希有之籍。光緒丁酉三月，得見于上海寄觀閣�！睏钍鼐吹陌姹緦W知識曾受到很高評價。《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也判定本書為元刻本，這本書是在中國版本學家趙萬里的指導下完成的，可見把本書看作元刻本是版本學界的常識。
另外可以見到本書上卷的第三、四張的豎邊框較他頁為長，而且字體明顯相異，不是此趙體而是后世的字。其原因是鄧珍原版這一塊破損了，只好以補刻相救。從本書的現(xiàn)狀看，原刻部分比補刻部分
磨損更明顯，此可以為佐證。根據(jù)補刻的字樣和版本的常識來推斷，本書的印行不會與鄧氏原刻相隔百年以上，大約在元末明初。
（二) 鄧珍本的流傳
中國歷代書目中，書名不寫《金匱要略》而寫《金匱方論》的，有明代的“文淵閣書目”（1441年)和“綠竹堂書目”。根據(jù)筆者的周查，鄧珍本以外，無“要略”二字的版本沒有發(fā)現(xiàn)，而且葉盛（綠竹堂書目編者)是明初人，因此以上一書目所載的《金匱方論》為鄧珍本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在其他諸家的書目中《金匱方論》未見，可以推斷，鄧珍本在明初以后也成了珍本。
明初的永樂六年（1480年)完成的永樂大典的現(xiàn)存本中，第13879卷和第14947卷《張仲景金匱方論》曾被引用四次，當然，僅依據(jù)四次的引文來判斷底本是困難的，但永樂大典主要作為明政府的藏書而編錄，它所引用的文獻當然大部分是宋元的刊本、抄本。而且又有“要略”二字缺如的特征。因此《永樂大典》所引為鄧珍本的可能性很大。
另外，朝鮮李朝成宗八年（1477年)刊行的《醫(yī)方類聚》各門中，明示《金匱方》的引文有43次，其底本據(jù)多紀元堅、小島尚真推定是宋元的刊本，尚真還贊嘆其“文字的精善在通行諸本之首�！辈椤夺t(yī)方類聚》所引《金匱方》佚文，其與鄧珍本幾乎完全一致。即使從“要略”二字缺如來看，《醫(yī)方類聚》所引為鄧珍本也是無可置疑的�！夺t(yī)方類聚》開始編纂是在世宗二十五年（1443年)，可見鄧珍本也曾傳到朝鮮。以后，自趙開美把鄧珍本作為主要底本將《全匱要略》編入《仲景全書》（1599年序)后，鄧珍本直至現(xiàn)代基本隱沒了。
（三) 北京大學所藏鄧珍本的由來
關于本書的流傳始末，可以把書上的藏書印章作為線索，印章共有22種之多，其中可以明確判讀姓名的是袁廷？后、孫從添、楊守敬、李盛鐸、李滂五人。所知各人資料如下：
袁廷損，守壽階，清初吳縣人。藏有宋元本上萬卷，室名五硯樓，貞節(jié)堂。
孫從添，字慶增、號石芝，常熟人。業(yè)醫(yī)，嗜好藏書。所藏逾萬，稱上善堂，書上蓋有“得者寶之”一印，著有《活人精論》、《石芝遺話》、《上善堂書目》、《春秋評傳》等書。
楊守敬，字惺吾，宜都人。他的舊藏醫(yī)書筆者曾有專文論述。本書蓋有楊守敬的印，可知此為楊的舊藏書。從書上的識語來看，楊守敬在清光緒丁酉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在上海寄觀閣發(fā)現(xiàn)本書并弄到手。
李盛鐸（1858年—1937年)，號木齋，德化人。室名木犀軒。其藏書在民國二十八年經(jīng)其第十子李滂之手全部被北京大學購入，直至現(xiàn)今。
本書經(jīng)多人之手，在二百多年的流傳后為北大圖書館所藏。
（四)鄧珍本的特征
1．書名與通行諸版不同，多“新編”字，缺“要略”二字，為《新編金匱方論》。
首先，“新編”二字，本書以外明代無名氏刊本、俞橋刊本、徐鎔刊本（只一處)也可以看到，其理由森立之考證如下：“冠以‘編新’二字，肯定是宋版的原貌，俞橋本也完全相同，宋臣校書凡根據(jù)舊本加出校正者皆如此，如重校《素問》、重修《廣韻》、重定《開寶本草》等等。《金匱》即根據(jù)抄本校正而成，又收集散在各書中的方劑，附于各篇之末，所以題日‘新編’”。
從林億的序來看，《金匱要略》北宋祖刊本的底本（抄本)是非�；靵y，且又多脫漏的節(jié)略本。為恢復舊貌，進行了校訂、增補以后，以新的面貌現(xiàn)世，因而，從重新編纂的角度看，書名作“新編”亦是順理成章的。當然，有無“新編”二字價值也不大，因為在引用或記錄書名時，首先就被省略了，諸家目錄的記載以及許多通行版本缺“新編”二字恐怕就是這個道理。
其次是本書缺，“要略”二字，林億的序中說，校正后的書名依舊為《金匱方論》，“要略”二字無記載。即根據(jù)本書的序，北宋祖刊本的書各似乎也沒有“要略” 二字。但如前所述，在書名中缺“要略”二字的只有鄧珍本，對此有必要再討論一下。
在北宋政府校正醫(yī)書局�？囊幌盗嗅t(yī)藥書中，《金匱要略》的初刊（大字本)是治平三年（1066年)，因而在1066年以前刊行的《圖經(jīng)本草》（1062 年)中，《金匱要略》是作為《張仲景治雜病方》而引用，同樣在1065年初刊的《傷寒論》宋臣注中，《金匱要略》也是以《仲景雜方》而彼引用，不管那一本都看不到類似《金匱要略》的書名。但是與《金匱要略》初刊同年�？摹肚Ы鸱健匪纬甲⒅校小督饏T要略》、《要略》，1068年校訂的《脈經(jīng)》宋臣注中有《要略》，1068年�？摹端貑枴匪纬甲⒅杏小督饏T要略》等記錄，并引用了原文。附在《脈經(jīng)》后面的文字（紹圣元年、即1094年)列舉了作為小字本兩刻的五種醫(yī)藥書，《金匱要略》是其中之一。朱肱《（重校正)活人書》（1118年)的原文和舊字注文，金·成無已的《傷寒明理論》（1142年)的原文和《注解傷寒論》（1144年)的注文中都記有“金匱要略云”、“金匱要略曰”等引文。
從以上可以看出，本書自林億校正以后，通稱《金匱要略》，其原刻版（大字本)、再刻版（小字本)及自北宋至金初的通行本全都不缺“要略”二字。如上述觀點能成立，那么鄧珍本缺“要略”二字就不是宋版舊貌，而是流傳到鄧珍時的變化了。
2．鄧珍本的第二個特征，是接在宋臣序后的撰者不明的短文（低四格，共六行，每行十七字)。這段文字在中日現(xiàn)在刊行的各活字版中是看不到的。鄧珍本以外明代無名氏、俞橋本、趙開美本以及后二版的和刻本同樣附在宋臣序后。正如多紀元簡所指出，該段文字共97字，前半部與葛洪的《葛仙翁肘后備急方序》的一部分相似。如果仔細研究一下林億等的說法和位置、格式等，無疑該段文字當是林億作為宋版底本的節(jié)略本而附記的文章。但多紀元簡改成節(jié)略本的作者所撰，其雖有道理，但目前還只是缺少證據(jù)的推測。不管怎么說，該段文字附在宋臣序后可以看作是北宋祖版舊貌的證據(jù)。
3．鄧珍本的第三個特征，是林億等宋臣序的格式。序文不只介紹了《金匱要略》的由來、校訂經(jīng)過和內(nèi)容等，還有作為本書頒行天下而上奏國家的目的。因而有關君主、國家等的字句應以敬畏的語氣寫，鄧珍本對此予以充分注意，即最應敬畏的“主上”（天子)換行頂格寫，其次，國家和太子（皇子)上面都空一格，這一點作為宋版的舊貌明顯地保留下來了。與鄧珍本同一格式的序文，只有明代無名氏，徐鎔本及近代活字版中的一種，其他版本很混亂，宋版舊貌喪失殆盡。
4．鄧珍本的第四個特征，是原文各卷頭書名下所記編撰者的姓名以林億、王叔和、張仲景為順序，與通行各版的順序正好相反。這種格式與某書在增補、改定、再版之際，把后加的序放在前面以示歷年的編撰過程是一樣的。這在明代無名氏本、俞橋本、日本刻俞橋本中也可見。多紀元簡認為是“古人修書，經(jīng)進的體式”。這可以和前述書名上的“新編”，宋臣序的格式一起認為是宋版的原貌。
5．鄧珍本的第五個特征，是原文的格式。即（1)論、脈、證的記述有頂格寫和空一格或二絡寫的下同；（2)一條原文文有二行以上時，第二行以下有頂格寫和空一格寫的區(qū)別；（3)各處方的方名，有黑底白字和白底黑字二種寫法。
明代無名氏本也可以后到與上述（1)、（2)相同格式，而且它和鄧珍本一樣附方都空二格寫，以示區(qū)別。林億等在校訂時也有可能對補遺的部分格式上作了區(qū)別。因此有不少文章認為附方以外部分用上述方法來作內(nèi)容上的區(qū)別。這和《千金方》、《外臺秘要》大體上是—致的。但上述幾點多少有點亂，很難全部相信�，F(xiàn)在通行的版本這種格式上的差別幾乎沒有了。要推斷附方以外的增補校訂狀況，可以對照鄧珍本和明代無名氏本的格式。
以上從書名、宋臣序后的附文，序的格式、各卷頭編撰者的書寫順序和原文的格式等考察了鄧珍本的特征。從各方面證實了本書比其它版本更濃厚地保持了北末祖版的舊貌，當然原文也是如此。事實上，與現(xiàn)存的其他版本比較，鄧珍本的脫漏訛誤顯然要少。當然由于北宋祖版及它的復刻本的失傳，使我們難以判斷本書字句的正確度。但不管怎么說，鄧珍本不失為一本保持了北宋祖本舊貌、值得深入研究的善本。
結(jié)語：
根據(jù)筆者的調(diào)查，在中國被發(fā)現(xiàn)的唯一的元·鄧珍序刊本是在元末明初被補刻、刊行的現(xiàn)存最古的版本。而且可以認為這一版本比已知的任何版本都較好地保存了北宋祖版的舊貌，是值得研究的《金匱要略》的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