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大師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之后“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杜維明。
祖籍廣東南海，194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61年畢業(yè)于臺灣東海大學。后獲得哈fo—燕京獎學金赴美留學，在哈fo大學相繼取得碩士、博士學位。曾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頓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1981年始任教哈fo大學直至退休。曾擔任哈fo大學宗教研究委員會主席、東亞語言和文明系系主任。1988年獲選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1996年至2008年擔任哈fo燕京學社社長，是出任該職位的首位華裔。杜維明研究主題為儒家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轉化，被稱為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眾多西方重要國際會議上，發(fā)表“文化中國”、“文明對話”、“多種文明核心價值”等學術觀點。
今年4月，杜維明所在的哈fo大學為慶祝他70歲生日，專門舉辦了“華夏世界的展望”學術研討會。如今，他已從哈fo大學退休，出任
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
圖/文 羊城晚報特約記者 陳競
學術丑聞在西方不會演化為公共事件
“現(xiàn)在國內學術界內耗太厲害，使得很多精力被耗費”
記者：近年來中國文化界出現(xiàn)不少在社會上引起強烈關注的“打假”事件，比如目前仍在發(fā)展中、尚未定論的“汪暉抄襲事件”和“朱學勤抄襲事件”。您怎么看待這種現(xiàn)象？
杜維明：你提到的具體事件，因為我了解得很片面，基本沒有發(fā)言權。而且我覺得可能也不信，因為這牽涉的不僅是學術界內部，還有互聯(lián)網(wǎng)、媒體等各個不同的領域，在國外這種情況很少，學術問題都是在學界內部討論的，因為比較專業(yè)，基本不會演化為公共事件。
但對于人文學科的抄襲等問題，我相信都存在。我們對人文學的理解和關注太欠缺，學術氛圍非常緊張，采用量化標準，每個人都有非常大的壓力。即使是一個博士生，如果沒有地方發(fā)表論文，學位就無法得到，這樣，各種不同的雜志勢必成為大家爭取的對象，也就造成了腐化的可能。人文學的發(fā)展是要給予足夠的空間的。
如果要使學術界能夠有所改變，能夠逐漸把不健康的現(xiàn)象清除，就要把它放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置于更寬廣的學術環(huán)境里。有時候，被批判的學者反而是學術界比較有影響的學者，我記得以前有個例子，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銘銘抄襲事件，這件事我認為多多少少是個悲劇，因為據(jù)我了解，王銘銘在他所在的領域是非常突出的。這其中是否有政治等非學術的因素糾纏在內？我們怎么把不同的問題分開？當然要把它分得很清楚非常困難。
事實上，我最關心的問題是，我們學術研究方向，不同的學派，不同關注點之間健康的交流和互動，現(xiàn)在不存在了。我們的公共領域沒有開發(fā)好。1985年我在北大上過關于儒家哲學的課，那時候不同觀點的學者可以在同一個空間辯論，大家有很多交集，這種情況在紐約、康橋、巴黎等其他世界各地都是最普遍的情況�，F(xiàn)在國內學術界內耗太厲害，使得很多精力被耗費。這種情況要改變，就是要能夠形成一個在公共領域中互相討論、辯論的氛圍，觀點不同不會影響友情，不會關系政治迫害。但在大的氛圍里，這個任務還很艱巨。我還是希望能向這個方向努力。
記者：國內不少專家認為，建立獨立的學風調查機制刻不容緩，也有媒體刊發(fā)評論，“愿汪暉事件和朱學勤事件共啟學術轉機”。您如何看待目前國內高校存在的學風監(jiān)管體制的薄弱問題？
杜維明：至于如何建立獨立學風調查機制，其實還是涉及學術界公共性的問題。有一定的公共性，獨立調查機制的獨立性才能保證，假如公共性沒有建立，即使有獨立調查機制，它起到的積極作用會很小。
人文學科與理科的學術評價體系不同，理科有量化的指標，有客觀評價機制，容易掌握規(guī)律。人文學科在寫作、出版及社會認可度上都有難度。要達成它的公共性，有更大的困難，但是，公共性，或者叫相對獨立的評判是可以建立的。比如，哈fo大學政治哲學領域的教授羅斯，十年沒有出書，他還被升為教授，而且是非常有名的教授，因為他的同事認為，即使一篇演講或是一篇評論，羅斯都達到了最高學術水準。公共性，就是大家建立一種通過討論、辯論達成的共識，甚至是重疊的共識，我認為這是有可能的�，F(xiàn)在國內的評價機制需要擴大，要有更多人的參與，一個機制不應該完全是一個學�；蛞粋�集團。在國外，學術問題是學界內部的事情。如果政治化，下一步就非常難走。
“我們的人均所得，也就是一般人的生活，其實還排在世界140位以下”
大國崛起不能光考慮經(jīng)濟政治
記者：有人用“盛世”形容當今中國。近年來，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日益提高，尤其是金融危機之后，中國作為大國的地位取得世界的公認。在這樣的背景下，文化中國建設面臨怎樣的問題？
杜維明：中國現(xiàn)在在世界上所占比重非常大。就經(jīng)濟本身來看，不僅超過日本，而且這段時間能夠跟美國相比，可是，我們的人均所得，也就是一般人的生活，其實還排在世界140位以下。我們的資源非常豐厚，但是因為平均分配太差，所以一般老百姓生活非常艱苦，這種不公平應該有所改變。
所謂的大國崛起、盛世，必定對國際社群進行重組，但是在重組過程中，只靠經(jīng)濟力量、政治力量，絕對不夠，還要靠文化力量。文化不是軟實力，因為軟實力常常是從公關、宣傳、廣告層面來談的。我們有足夠的資源，可以用各種不同方法打造我們的品牌，但是背后不能沒有核心價值做支撐。以前我就說過，文化中國資源積累不厚。另外我們應該開發(fā)的領域，除了政治、經(jīng)濟領域外，還應該有文學、藝術及各種民間宗教傳統(tǒng)價值領域。我們有足夠的經(jīng)濟力量可以做到。
現(xiàn)在需要改變的不僅是行為，還要改變態(tài)度。中國的現(xiàn)代化歷來是一種“學習”文明，如果各種不同的對話能形成一種所謂的“對話”文明。學習的目的不僅是為了增加知識、汲取智慧，同樣也要注重人的素質發(fā)展本身。特別對下一代的教育，我不希望用非常狹隘的職業(yè)觀念來塑造，讓他們一定要出國，一定要到美國最好的大學，這個觀念可以理解，但是太狹隘，我們要對每個人的全面發(fā)展給以足夠的關懷。以前有種調查，關于第一流大學的學生，對知識、智慧、權力和金錢所占比重的排列，在很多西方的大學，把智慧和知識置于權力和金錢之上。假如我們沒有這種理解，以權力、金錢、智慧、知識這種序列，就很有問題。我們年輕人的素質或者視野需要提高。
被異化的精神信仰
“重建中國人的精神信仰，應該是不同領域知識分子的共同責任，然而，現(xiàn)在所有這些都徹底商業(yè)化了”
記者：近年來，中國學界一直在擔憂“人文精神、價值信仰的缺失”，并呼吁重建中國人的精神信仰。對此您怎么看？
杜維明：我們除了積累經(jīng)濟資本以外，還要有社會資本。除了科學技術能力以外，還要有文化的能力。除了物質條件以外，還要有精神價值。我們不能對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進行無情無理的批判，我常常說以前我們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糟粕的糟粕與西方文化中精華的精華相比，這當然會使我們的自信心完全喪失。現(xiàn)在應該進行平等互惠的對話，這是一種關于核心價值的文明對話。除理性外，應該也發(fā)展一種慈悲和同情；除權利外，還有責任；除了自由，還有平等、公正；除了個人尊嚴，還有社會的整合、和諧。這些都是豐富的傳統(tǒng)資源。開發(fā)傳統(tǒng)資源的內在價值，就是可以使我們的身心挺立，使我們與他人進行互惠交談時可以有所“本”，也就是有的人所說的主體性。
重建中國人的精神信仰，應該是知識分子，特別在各個不同領域的精英，比如政府、學界、媒體、企業(yè)、宗教等，共同的責任。然而，現(xiàn)在所有這些都徹底商業(yè)化、市場化、物質化，從一個領域本身發(fā)不出重要的精神力量。學術界不能，媒體不能，甚至宗教也不能。我覺得最難過的是宗教的市場化，這是一個民族的悲劇。
“一起負面事件，比如一罐毒奶粉，就可以毀壞整個中國形象”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
如何落實在當代世界？
記者：正如您所說，在這樣一個強勢的氛圍中，大家也在憂慮，不光是對未來經(jīng)濟層面、政治層面的發(fā)展，還有社會心理層面：這個擁有幾千年文明的民族要復興，她所需要塑造的文化認同是什么？
杜維明：首先要使傳統(tǒng)的核心價值“仁義禮智信”化為我們的內在價值，而不是通過外來宣傳獲得；再次，要有寬廣的至少是全球性的視野，這一方面是個人修養(yǎng)問題，另一方面是人與社會如何整合、人與自然如何維持和諧的問題。中國傳統(tǒng)里有畏天、敬天、祀天的傳統(tǒng)。如果我們不囿于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視野寬廣，基本的核心價值是能夠內化的。再者，也能夠使我們不僅向西方學習，向現(xiàn)代化學習，也要向其他民族學習；我們不僅要向過去學習，還要建立未來的記憶。建立未來記憶是我們現(xiàn)在的任務，我們希望傳給下一代以及他們的下一代的是什么。我們是一個源遠流長的民族，同時是一個自
鴉片戰(zhàn)爭以來，特別是“五四”以來飛速發(fā)展的民族，
健忘的民族，由于各種原因，歷史受到不同程度的扭曲。幾千年的歷史如何落實在現(xiàn)在的世界，是非常嚴峻的考驗。
我們正處在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付出的代價非常深刻，比如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社群的解體，再加上嚴重的貧富不均。還有一個很嚴峻的問題是市場經(jīng)濟使我們的社會成了市場社會，我們的精神世界不存在了。道德理想比如誠信，已成了稀有價值。在儒家傳統(tǒng)中，誠信問題最重要。如果沒有誠信，經(jīng)濟再發(fā)展，社會再安定，也不夠。
一起負面事件就可以毀壞整個中國形象，尤其是一罐毒奶粉，不能原諒。
來源：羊城晚報
－－－－－－－－－－－說得真好！重塑中國，任重道遠，匹夫有責！
－－－－－－－－－－－南都周刊記者_ 洪鵠 發(fā)自香港 實習生 朱江燕 攝影_孫炯
著名儒學思想家。1940年生于云南昆明，9歲舉家赴臺，1961年畢業(yè)于臺灣東海大學，后在哈fo大學獲碩士博士學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頓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曾任哈fo東亞系主任，1996年至2008年，出任哈fo燕京學社社長。2010年，任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
“這之后我決定只做一件事。既然決定辦高研院，就回國去一門心思把它辦好�！倍啪S明風塵仆仆，闊別大陸數(shù)十年，如今以七十高齡，回國主持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希望為中國開辟新的人文領土。
杜維明數(shù)不清32年來他來過大陸多少次了。
“1978年，是我9歲離開大陸后第一次回來。當時我參加的是美國科學院組織的一個海洋代表團，他們希望有個對中國文化比較了解的人隨團去，我就自告奮勇來了。”坐在飛機上，杜維明的興奮之情溢于言表。他主動要求身旁的美國同事跟他換位置，“靠窗的給我坐吧，讓我好好看看神州大地！”
今年4月，哈fo的同事為杜維明開生日會兼告別會。70歲的杜維明即將從哈fo退休，遠赴北京任新成立的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老友王德威打趣地告誡杜先生：“小心被harmonized(和諧)！”
老友們普遍對杜維明的赴任表示擔憂。留在哈fo，繼續(xù)教課、寫書，這條路平順筆直，杜維明也已一路欣然走過。而離開會碰見太多的未知數(shù)�！耙呀�(jīng)七十了，這不是和自己過不去？”
“如果您受不了北京的沙塵暴，新英格蘭的暴風雪，那么伯克利的大門永遠為您敞開。”杜維明曾經(jīng)的學生，現(xiàn)任伯克利東亞所所長的葉文心寫信來說。
五六年前，杜維明擔任哈fo燕京學社社長的后期，逐漸有了和北大創(chuàng)造一份“共業(yè)”的念頭。由美國鋁業(yè)大王馬丁·霍爾捐贈的哈fo燕京學社成立80多年以來，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杜維明在想，能不能再建一個類似的跨文化交流中心？
2008年，杜維明申請的高等人文研究院本來已亟待成立，具體的辦學方式杜維明“還在摸索”，哈fo方面希望他能留任，提出和北大“一半一半”——讓杜維明半年在北大、半年回哈fo。杜維明也有點猶豫，畢竟他的家人朋友都在這里。年底，他突然查出了腫瘤。醫(yī)生認為是很嚴重的癌，大家的預期都很壞。然后開刀，很大的手術，化驗結果是良性。杜維明深深覺得，這條命是撿回來的。
“這之后我決定只做一件事。既然決定辦高研院，就回國去一門心思把它辦好�！�
在今年香港書展位于會展中心面海的會議室里，杜維明坐在記者面前，語氣沉著穩(wěn)健。70歲的杜維明風塵仆仆，比想象中年輕，且仍然高大、挺拔。9月28日是孔子的誕辰，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選擇在這一天正式掛牌成立。
這一次，杜維明知道他會在大陸呆很久。
對話杜維明
辦高等研究院，是為了保持人文傳統(tǒng)
高等研究院的四大目標
南都周刊：是什么讓您想創(chuàng)造一份“共業(yè)”，讓哈fo和北大密切合作？
杜維明：中美兩國現(xiàn)在的交流不少，但主要還是在商業(yè)、軍事領域，真正意義上的文明對話很欠缺。嚴格來說，哈fo至今都很封閉。它對印度的研究、對伊斯蘭的研究多少年來幾乎沒有，都是這幾年剛剛開始。而哈fo對中國的理解也很狹窄，很長時間里它都只能在香港獲得所謂的“難民經(jīng)驗”，剩下來的就是大陸官方的聲音，完全缺乏個體的、普遍的了解。這樣的情況1978年之后開始慢慢改變，但是真的很慢。
北大呢？我覺得北大應該有創(chuàng)意。清華率先重建了國學研究院，北大給人的感覺是一直扎實地做基本工作。幾年前我和北大校長許智宏先生聊，他搞生化研究的，吳志攀副校長也在，他是法學出身，他們都認同人文學科的重要性，說這是北大的傳統(tǒng)不能丟，問我能不能多來上上課。我就提出了辦高等人文研究院的想法，希望能在人文這一塊開拓出新的領域。
南都周刊：高等研究院和一般的研究機構有什么不同，它的主要特征和理念是什么？
杜維明：高等研究院這個模式最初發(fā)源于19世紀的德國，20世紀在美國盛行。最有名的就是普林斯頓的Advanced Institue，其中最有名的是它的物理，愛因斯坦他們都是那里的。它目的不在教書，提倡做高端學術研究，直接說來就是不斷開拓新的學術領域。
南都周刊：能否具體講一下您打算開拓怎樣的新領域？
杜維明：我現(xiàn)在有四個議題。第一是“文化中國”，包括大陸、臺灣、香港、新加坡以及各個海外華人社群，主要是想探索“文化認同”這個理念。
另一個重要議題是“文明對話”。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以往就是東西方之間，中國和北美，中國和西歐，當然這一塊會繼續(xù)對話下去，以前我們總習慣拿自家文化的短處和西方文明的精華去比，這不公平�，F(xiàn)在我希望看到——西方經(jīng)過啟蒙發(fā)展出來的核心價值和中國傳統(tǒng)儒家核心價值，能不能進行平等對話？除了東西方之間，我還希望能開展中國和拉美、中國和伊斯蘭的對話。在哈fo的時候，我們曾經(jīng)舉辦過一次印度和中國之間的對話，從哲學角度討論知識社會和精神性的感知。中印自上世紀60年代邊界沖突以來，還沒有過真正的文化交流，現(xiàn)在這個對話將會繼續(xù)下去。
第三個議題是從中國文化的角度對西方啟蒙運動進行反思。最后一個是21世紀儒家、儒學的創(chuàng)新。
南都周刊：儒學將是高等人文研究院研究的基礎嗎？還是說只是其中一個話題或者方向？
杜維明：不是。儒學不是一個基礎，儒學只是在面對問題時的一個選擇。
南都周刊：高等研究院的模式似乎正在國內興起。
杜維明：五年前我剛提出要辦高等人文研究院時，大陸還沒有一個大學有自己的高研院。如今幾年時間過去，已有一批高研院飛快地成立了。今年年后我開始頻繁地來北大，就這六個月的時間，北大就成立了好幾所。其中最大的要數(shù)漢學基地，北大拿出幾千萬做的一個漢學研究中心，由袁行霈先生牽頭，希望能把國外資深的漢學家請過來，更要讓北大培養(yǎng)出自己的年輕漢學家。還有湯一介先生任院長的儒學研究院，以及宗教文化研究院等等。
之前北大也有各種“中心”超過兩百個。有人開玩笑說，北大一個教授就是一個中心。但那些基本是虛體，不給你經(jīng)費，也沒有房子，你要成立就成立，成立了就自生自滅吧�，F(xiàn)在高研院不一樣。我們有目標，有北大給撥的經(jīng)費，雖然不是很多，但是有些彈性的。
南都周刊：除了北大撥款，高研院的經(jīng)費您考慮接收個人捐贈嗎？
杜維明：當然（笑)。我現(xiàn)在的工作就是到處在化緣，這是之前我在哈fo從來沒做過的事，是個大挑戰(zhàn)。
南都周刊：之前您所在的燕京學社，除了霍爾先生捐贈的初始基金，它每年的經(jīng)費是怎么運作的？
杜維明：我在燕京完全沒有籌款的經(jīng)驗，也沒有籌款的必要。燕京的經(jīng)費是靠投資，我們把資金擺到哈fo，讓哈fo來幫我們投資，但這筆投資是我們的，完全獨立于哈fo。我們有一個燕京學社九人董事會，其中三個人代表哈fo校方，三個代表以前的燕京大學，三個是我們的公共知識分子。哈fo燕京學社本身的基金已經(jīng)超過一億兩千萬美元，每年撥給你用4%，就是500萬到600萬美金，足夠用。
南都周刊：這樣的模式在大陸有嗎？
杜維明：完全沒有。
如果對大陸無知，那我就在邊緣
南都周刊：說說您1978年第一次來大陸的經(jīng)歷吧，那一次大陸給您什么印象？
杜維明：我記得那是九月，正趕上中秋，我們還去了錢塘江觀潮，太壯觀了。那次來我非常激動，大家從廣州上船，我高興得喝了很多茅臺。結果一出港我就暈得一塌糊涂，一生沒那么痛苦過�。ㄐ�)。
在北京我碰到了余英時，他是我博士論文的三個審核人之一，另外兩位是史華慈和楊聯(lián)陞。我和余先生是一種師友之間的關系，能在北京碰面，特別高興。他和張光直一起來的，屬于另一個代表團，那時候剛開放嘛，大家都急著來大陸看看。我跟他們一起去了北大、北京圖書館，看了剛出土的馬王堆，一路上非常愉快。那是余英時（1949年后)第一次來大陸，也是最后一次。
南都周刊：您說您那趟來之前曾經(jīng)想過——如果大陸真的是無知的，那么不管您做什么研究，在香港、臺灣、美國或歐洲，您都覺得您是孤獨的。
杜維明：是邊緣的。當時北京歷史學會剛剛成立，第一次開會，我作了個報告，講《鄭和下西洋的歷史意義》，我還提到了馬克斯·韋伯。我說，我們不但要知道那個馬克思，還要知道這個馬克斯。在北師大的禮堂，臺下坐滿了人。歷史學家何茲全老先生告訴我，還有一千多號人呢，在外面用擴音喇叭聽。
后來我在北師大做了一年訪問學習，他們的歷史系非常強，白壽彝啊，劉家和啊，很多1949年以前的老教授。1949年后是沒有教授的，四十歲和我差不多年紀的都是講師，一個月拿36塊錢工資。我那時候在伯克利已經(jīng)評上教授，年薪4萬美金，雖然在美國也不算多。
我聽了趙光賢先生一學期的課，就講《尚書》，他是清朝乾嘉學派的，考據(jù)為主，也有很深刻的人文關懷。趙先生很想見梁漱溟一面，得知我和梁漱溟有過往來后很高興，后來安排大家見了。我們還一起去了
山東大學，他們有份很重要的刊物叫《文史哲》�！段氖氛堋返娜丝吹轿覀兙驼f，哎呀，北師大的，這次敢歡迎你們來了。為什么呢？因為“文革”時北師大歷史系的造反派跑到山東把孔子的墓都砸了。
南都周刊：上世紀80年代海外以成中英、劉述先和您為代表的新儒家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第三期，當時國內對儒學的研究情況如何？
杜維明：1985年有個基金資助我到北大來作一年研究，北大找我上課，說你能不能講一下海外研究中國的情況。我說這個我不講，要講我就講儒家哲學。他們很驚訝地問我：儒家還有哲學嗎？后來有人告訴我，在你之前也有一個人講過儒家哲學：梁漱溟，1923年講的。
從1923年到1985年，沒有人講過儒家哲學。講到儒家如果不是批林批孔，最多也就是歷史文獻。大家對儒家的態(tài)度是痛恨、申訴，可能有很小很小一部分人有一點好奇。但你說想要同情的了解，沒有。
南都周刊：您在哈foThe Sanders禮堂講儒學曾引起轟動，一堂課有六七百人來聽。在1985年的北大講儒學的反響呢？中國學生和美國學生對儒學的態(tài)度有什么不同？
杜維明：對儒學的疑惑是普遍的，誰讓黑格爾說《論語》就是一片道德說教嘛，至于孔子，是“一根哲學的神經(jīng)都沒有”。但中國學生還有個問題，因為熟——即使他是反孔的，熟了以后多半掉以輕心，《論語》么老早就會背了，孟子是唯心主義，朱熹是客觀唯心論，王陽明是主觀唯心論，這么簡單地一標簽，就很容易把這些當糟粕。西方人對這些一無所知，反而好奇，反而恭敬，得以“同情地了解”。
我在大陸講完去香港見了幾位老師，我告訴牟宗三先生：大陸對儒學的興趣不能說沒有，我們將來在大陸應該是可以好好作研究的。他看了我一眼說，哎，你簡直是荒唐。我又問唐君毅先生，他是非常想回國的，花果飄零、靈根再植啊，但他也覺得可能性很小。徐復觀先生和我特別熟，說話也比較直截了當，他說：維明啊，我以前只當你是樂觀主義者，沒想到你根本就是個幼稚的人！居然想跑到大陸講儒學。
儒學是哲學傳統(tǒng)，是一套倫理
南都周刊：時間證明，并非是您樂觀過頭。
杜維明：這也是個很漫長的過程了。其實我在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已經(jīng)完全不質疑儒學院在中國有一個發(fā)展的前景，雖然談“反孔”還是很多，但中國文化的深層價值和儒家的傳統(tǒng)太密切了。我在心里問，一個是儒學在中國大陸的發(fā)展前景，一個是會不會有一個相對獨立的知識群體在大陸出現(xiàn)，這兩個問題我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但上世紀80年代末期出現(xiàn)了低潮，當時自由主義思潮非常厲害，提出中國要離開這片黃色的土地，走向海洋文明。從自由主義的立場來看，儒家封建的積習糟粕和專制、威權的結合，是中國走進現(xiàn)代文明的最大障礙。這個時候肯定沒有辦法再講儒家了。
南都周刊：所以您中間五年沒有回到大陸。1994年您回來是因為要接任燕京學社？
杜維明：是一個原因，1994年他們已經(jīng)跟我說要做下屆燕京社長，那就必須要和大陸溝通了。但1994年我回來其實是因為一個很有趣的契機。上世紀80年代我在山東認識了一位叫王軒的先生，是位工人，對儒家特別有興趣。他是孟子老家鄒城人，二十多年來他努力把孟廟里被農民拿走的磚磚瓦瓦，拿去砌豬圈鎮(zhèn)房梁的，一塊一塊找回來，有的他是買回來的。那時候孔子碑都砸成幾千塊了，孟子的廟更是一片凋零。1994年，王軒寫信到美國，告訴我他們鄒縣要開個孟子的研討大會，這在中國是第一次啊。我當時什么都沒考慮就飛回來了，從北京一路坐黑車到鄒縣，到的時候是清晨五點，縣里的人看到我來很高興，直接安排我作八點的第一個講座（笑)。
南都周刊：當時參加這個會議的都是什么人，學術界的還是民間的？
杜維明：有政府官員，學術界的話應該就是曲阜師范學院這樣的，有沒有山東大學都很難說。都是當?shù)氐�，外面來的人除了我大概沒有。但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啊。
南都周刊：上世紀90年代末期的《讀書》上，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論爭占很大篇幅，相比之下新儒學當時在大陸算是受到冷遇的。
杜維明：不要說熱了，基本沒有，“五四”把孔子糟蹋到底了，而對孟子的研究一直都很少。儒學在國內被重新重視起來是21世紀的事。
南都周刊：和您這些年的宣講有很大關系。
杜維明：這對我是個誤解。說我是儒學的宣傳者、信徒，希望擴大它的影響力，這對我來說是不能接受的。儒學不是我的信仰，信仰不允許懷疑。我在臺灣東海大學學習儒學的時候批判精神就很強。1962年去美國念書前，我想過，我去哈fo是要尋找真理的，你知道哈fo的校訓就是真理二字。如果我在美國接觸到了更有力量的知識和思想而它們跟儒家傳統(tǒng)背道而馳——我是會選擇真理的。
我現(xiàn)在也這么想。所以上次湯一介先生說我，杜維明教授他宣揚儒學最有影響力，他應該是在贊美我，但在我看來這是一種批判了。我本該做的是哲學分析啊。
南都周刊：這種誤讀可能和您寫過的一本小冊子《儒教》有關，讀者以為你是把儒學當做宗教來研究的。
杜維明：那本書是一位印度學者想編一套世界宗教入門，我是用英文寫的，清華大學哲學系的彭國祥教授把這篇長文翻譯為《儒家之道》，我覺得是確切的。后來上海古籍要把這套書一起出，請了社科院的陳靜教授翻譯，為了統(tǒng)一就譯作《儒教》了。
當然作為一個儒學研究者，多多少少你是要認同這個傳統(tǒng)的。然而儒學和基督教不同，儒家傳統(tǒng)里沒有任何的教條，孔子也好，五倫也好，仁義禮智信都是可以拿出來質疑可以辯論的。我認為儒學是哲學傳統(tǒng)，是一套倫理，它有很多值得探討的資源，它也有它的精神性和宗教性。如果你把儒家只當做一套凡俗的倫理：人際關系、甚至是搞人際關系，不了解儒家身后的“天地萬物合為一體”的精神關懷，那你不能了解儒家。
現(xiàn)在國內學術界內耗太厲害
南都周刊：您在美國呆久了，對中國高校繁瑣冗余的行政程序還適應嗎？
杜維明：我有一位朋友，是很好的教育家，他說，一所大學成功不成功看什么？不是看教授，不是看學生，而是看governmance（行政)，行政運轉不靈，這個學校就沒有前途。在哈fo如果我想借一萬塊錢，早上申請，下午就可以到手。在中國我不知道要到什么時候。
中國高校的行政管理現(xiàn)狀確實很差，但我是個樂觀的人。以前在北京機場過關時，出入境手續(xù)麻煩到不可想象，現(xiàn)在幾年時間過去，北京海關效率之高已可達到世界前十名。我希望高校行政效率的改變也能這么快。
當然還有一個問題，中國潛規(guī)則太多�？繚撘�(guī)則，可以讓有些人效率非常之高，同時讓另一些人完全沒效率。這個問題比行政系統(tǒng)本身沒效率更嚴重。
南都周刊：今年上半年的“汪暉抄襲”事件至今尚無定論。上個月國內63位學者聯(lián)合要求清華、中科院調查此事，兩機構至今沒有回應。在美國學術界，這樣的情況會被怎么處理？
杜維明：具體這件事我沒有發(fā)言權。在國內，這件事從學術界內部，蔓延到互聯(lián)網(wǎng)、媒體等不同領域，美國很少有這樣的情況，學術問題都是學術界內部討論的，因為比較專業(yè)，所以基本不會演化為公共事件。
事實上我最關心的問題是我們不同學派、不同觀點之間到底能不能健康地互動交流？1985年我在北大講儒家哲學課，不同“派系”、不同觀點的學者可以在同一個空間熱烈辯論，大家有很多交集。這種情況現(xiàn)在不存在了，現(xiàn)在國內學術界內耗太厲害，很多精力被耗費，要改變的是這種情況。必須形成一個在公共領域中互相討論乃至辯論的氛圍，觀點不同不會影響友情，不會變成政治迫害，現(xiàn)在這個任務還很艱巨。
來源：南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