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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寒雜病:仲景經方劑量研究概況

作者:萬曉剛

仲景制方精妙,藥簡效宏,為歷代醫(yī)家推崇備至。其方劑藥物用量,因時移物換,原貌不可得窺,是以爭論頗大。劑量之多寡、比例之大小,與療效息息相關,實有考證之必要。近年來有關經方劑量的研究報道不少,今據近十年有有關文獻,勾勒其研究動態(tài)如下。

一.古今度量衡制的考證

仲景著書于東漢末年,其計量單位自為彼時所習用者。因時隔近兩千年,度量衡單位屢經變更,原制已不可知,故今人采用各種方法以考證換算之。

研究表明[1~3],秦至東漢度量衡單位實值雖變而無大異,根據對秦始皇26年的方升、西漢初年的“尚方半”、東漢“光和大司農銅權”以及東漢“永平大司農銅合”等衡量器的考證,、東漢1斤合今制250g,1兩合今之15.625g,1升合今之200ml。而方寸匕當是容積為1立方寸的立方形容器。若以漢時1寸為2.3cm計算,其容量當是12.167cm3[4]。

而根據《金匱要略》烏頭桂枝湯方后注,經換算得出:漢制1斤約為126g,1兩約8g,與前述結論不符[5]。

更有研究認為[6],古代常用市秤不符合藥物計量實際,古時另有古藥秤和古藥升,經實測計算得出:漢時每藥兩為1g左右,最大不超過1.6g;而每藥升容積按同制為6.34ml,按南北朝制應為10.4ml,漢制不越此值。

米氏[7]通過對《傷寒雜病論》桂枝湯的藥物劑量、煎藥加水量、煎次、煎出量用服用量的古今差異進行考證,并結合自身臨床實踐,認為現(xiàn)行“1錢等于3g,尾數(shù)不計”的定量換算關系不符合中醫(yī)傳統(tǒng)用藥1錢有效量之實際數(shù)值,提出今舊市制1錢應折合公制3.73125g,臨床使用可約為3.5g。

從上述可知,大部分研究結果接近于吳承洛《中國度量衡史》(1兩=13.9g,1升=198ml)和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1兩約合15.6g,1升約合258.14g)的記載,與現(xiàn)行換算關系量不符,然亦存在古市秤、古藥秤之爭。

如按上述研究結果折合,則仲景經方劑量明顯大于或小于現(xiàn)代常用量。對此,各家認識不一。有認為[1~3],量重味寡是仲景用藥特點之一,符合原意 且從中醫(yī)學角度來看,也是合理的;也有的認為[8,9],對經方藥量不必鑿求,而應以臨床藥效為準,現(xiàn)代《傷寒論講義》的折算標準符合臨床實際。

二.經方劑量運用規(guī)律和特點


仲景對劑量的應用有嚴格的原則性和規(guī)律性[10],表現(xiàn)為:①制短揚長,如瓜蔞薤白半夏湯辛熱藥與寒潤藥為3:1,故制其寒而用其開通之性;②量依病變,即根據癥候的主次、輕重而確定藥量;③動靜相合,即動靜藥物配伍須依比例而行;④量變性變,即藥物劑量變化會導致方劑性質的變化。因而,在運用經方時應重視[11]:①每劑量,即每一劑藥物中某藥的分量,它主要是通過調整各藥間的相互比例而影響到藥物的配伍關系;②每服量,即每次服用的劑量,通常此量為該藥的治療量,顯示了藥物的量效關系,而根據量效關系原則,在一定劑量范圍內,隨劑量的增減,其方藥效也相應增減;③每日量,即一日中某藥服用量總和,此量決定于每服量和每日服用次數(shù),即藥物時效關系的影響,而根據時效關系原理,每種藥物在服用后均有相對穩(wěn)定的潛伏期、高峰期和殘效期,間隔一定的時間重復給藥可以維持藥效的連續(xù)性。從另一種角度認識,也應注意[12]:①單一方劑中的藥物用量、尤其要掌握方中較重要的藥物用量;②重視復合方劑中的每一方劑用量;③重視加減方劑中的方藥用量,即基礎方的取用量、加味藥物用量和藥味相同方的用量等;④重視方劑的每次服用量。

簡言之,經方劑量的具體應用要注重藥物的絕對量,絕對量反映了藥物的有效用量,但不能生搬硬套,應因人因時因地制宜,如病情重者宜大,輕淺者宜小,藥質輕者宜小,質重者宜大,急性病宜重,慢性病宜輕等;同時,更應注意藥物的相對量,相對量體現(xiàn)了各藥用量的比例,寓有組方之法度,其變化既能影響方劑的性能,又能影響其功效的大。还沤窈饬侩m異,然其比例恒定[8,9,13,14]。

三.某些常用藥物的劑量運用探討

甘草:《傷寒論》中甘草的用量很嚴格,根據方劑功用不同,選用大劑量為君,有復陽益氣作用,中小劑量多為佐使,可緩和藥性[15]。其劑量的掌握亦根據以下原則而定:表證輕,里證重;實證輕,虛證重;熱證輕,寒證重;治濕輕,斂陰重;治痢輕,治泄重[16]。

大棗:《傷寒論》中姜棗劑量運用有如下規(guī)律:①用小量者,生姜1~2兩(3~6g),大棗4~6枚,多用于風寒較輕、病勢較緩、邪正抗爭不劇、須微微發(fā)汗者;②一般用量,生姜3~4兩(9.5~12.5g),大棗10~15枚,多用于風寒束于肌表、邪正抗爭的病證;③用大量者,生姜5~6兩(15.5~18.7g),大棗25枚,大量生姜多用于邪氣較重的病證,大量大棗多用于正氣較虛者[17]。

桂枝、白芍:洪氏[18]根據仲景應用桂枝的劑量變化規(guī)律,在臨床上以6~9g為中等量,小于6g為小劑量,大于9g為大劑量,應用大劑量時,采用逐步遞增或累加方式緩緩多次進服之方法。而在經方中,桂枝、白芍常配伍并用,其劑量特點有:常量等用、小量等用、大劑量重用桂枝、小劑量多用桂枝、大劑量重用白芍、小劑量多用白芍等,大凡等量并用,不論常量或小量,通常都發(fā)揮調營衛(wèi)的作用;反之,則或偏調衛(wèi),或偏和營。一般重用桂枝主要為平沖降逆,重用白芍主要為緩急止痛;若小幅度變更桂芍比例,同時伴有配伍藥物變化者,則其作用主要取決于配伍藥物變化[19]。

石膏:石膏在經方中用量一般較大,現(xiàn)代臨床運用亦然。但安氏[20]認為凡水煎服的藥物劑量,應根據其藥物的溶解度而定,礦物、貝類藥的溶解度小,因此,縮小麻杏石甘湯等方劑中的石膏用量,同樣能獲得與大劑量用藥的相同效果。

附子:《傷寒論》對附子的使用有以下特點:①根據病情的輕重及不同病因來確定其用量及生熟,一般陽虛重證宜生用重用,陽虛輕證則炮用輕用,而風寒濕痹則炮用重用;②根據性別及體質強弱確定用量[21]。

半夏:對脾不化濕、釀痰停飲、胃逆嘔惡諸癥,一般可用9~15g,如旋覆代赭石湯等;小半夏湯等也可用15g,但應與生姜基本持平,不能明顯高于其量;對于心下痞結較甚、嘔吐較頑固、逆氣沖咽或不寐證,則應投大量,30~60g,甚至120g(久煎),如生姜瀉心湯等;對于陰虛氣逆、脾虛生濕、胃氣呆滯諸證,宜以小量6~9g,為佐為使,尤其是脾胃陰虛者,其量寧小勿大,如麥門冬湯[22]。而胡氏[23]亦認為,化痰和胃小量即可(10g左右),重癥痰飲嘔逆適當增加,15g左右,不寐者則重用至30~60g,其效方顯。

細辛:細辛劑量,歷來爭議頗大。據后世習俗,則經方劑量大大超越常量(按古藥秤折算除外)。是以后世用經方,細辛常減量。而王氏[24]據臨床實踐認為:陽氣虛、寒濕重者,可用大劑量(可達20g),待病情好轉,便須減量;若發(fā)病純屬風寒外感、陽氣不虛者,則用中量(10g);若病情熱象較重、兼有濕濁不化者,可用小量2~5g佐之;然痢、泄、咳喘等,若病久、虛寒較重者,亦可用大量。

四.結束語

綜上可知,有關古今度量衡的考證,其結論不太一致,臨床運用并未照之而行,強調根據病情、體質等因素而定;對經方的絕對量不拘泥,更注重相對量的確定。

筆者認為,關于經方劑量的研究,考證度量衡變化誠然必要,然不宜以古繩今,生搬硬套。要知古今體質、氣候、環(huán)境等因素變化甚大,豈能等同視之?加之,漢時度量衡制雖屬統(tǒng)一,然仲景身處戰(zhàn)亂之際,其方劑藥量是否悉依國家統(tǒng)一計量,實難肯定,也有可能習用民間土法計量,或另有藥秤計量等。觀其著述,同一藥物,其計量單位亦不盡一致,如厚樸有一尺、半斤之異,石膏有如雞子大、一斤之別等,竹葉有一把之量等,即可知其計量單位不一。因此,今后的研究,不宜過分強調計量之考,而應以臨床為基礎,以實驗為手段,觀察不同劑量、不同比例的方藥療效。如以動物模型為實驗對象,進行古量、今量的比較,經典比例與變更比例的對照,或不同地域、不同氣候等因素對方藥劑量影響的比較等。廣泛引用各種先進手段的方法以研究之,可望獲得對臨床更有意義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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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王振祥·細辛用量之我見·吉林中醫(yī)藥 1982;(1):48
-----------這類論文一看就是閉門造車一大抄.毫無新意.無實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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