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耀杰
京師大學(xué)堂，
北京大學(xué)的前身，創(chuàng)辦于1898年。1927年8月6日，北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的張作霖， 下令將北京的國立九校合并成為“京師大學(xué)”，各校為此紛紛展開武裝護校運動。
孔子說學(xué)而優(yōu)則仕是有道理的。官員具備一定的專業(yè)知識，對于管理工作來說當然是有好處的。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知識分子也必須具有獨立精神才能完成知識分子的使命。余英時先生的《儒家倫理與商業(yè)精神》講述了知識分子保持獨立的古代例子。周作人作為現(xiàn)代作家被做官的思想所縛，認為人人都想做官，甚至不惜賣身投靠汪精衛(wèi)，實在是不值得同情。
由趨新而復(fù)古的周作人，歸根到底依然是一個與胡適所提倡的以人為本、自我健全、以身作則、挺身負責(zé)、與人為善、寬容和諧的“健全的個人主義”人生觀格格不入的舊式文人；在他的眼里，前輩同鄉(xiāng)蔡元培、湯壽潛的不居功、不戀權(quán)的高風(fēng)亮節(jié)，反而變成了沽名釣譽、名利雙收的“善于做官”。
教授們公開處于敵對狀態(tài)
1929年1月5日，周作人在致江紹原信中寫道：“北平學(xué)潮究不知原因何在……唯反李而不反蔡乃一奇，或者蔡公更善于作官可用為說明……”
這里所謂的“北平學(xué)潮”說來話長。1927年8月6日，時任北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的張作霖，下令將北京的國立九校合并成為“京師大學(xué)”，任命教育總長劉哲兼任校長。各校為此紛紛展開武裝護校運動，一直堅持到張作霖于1928年6月2日被國民黨方面的北伐軍趕出北京。
1928年6月8日，在由譚延闿主持的南京國民政府第70次委員會議上，時任大學(xué)院長即教育部長的前北大校長蔡元培，呈交提案稱：“查北京大學(xué)在教育經(jīng)過中有悠久之歷史，上年北京教育部并入師范、農(nóng)、工、醫(yī)、法、政、藝術(shù)等科，用女子師范大學(xué)、女子大學(xué)，名曰京師大學(xué)�，F(xiàn)在國府定都南京，北方京師之名，絕對不能沿用，擬請明令京師大學(xué)改為北京大學(xué)，并請任命校長，以專責(zé)成。其內(nèi)部組織，統(tǒng)由新校長擬具辦法，呈由職院核定，籍謀整頓，而促進行�！�
但是，蔡元培的這項提案并沒有獲得通過，取而代之的是易培基提議的京師大學(xué)改名為中華大學(xué)，任命蔡元培為校長，未到任前以李石曾署理。
6月19日，蔡元培在國民政府第73次委員會議上提請辭去中華大學(xué)校長兼職，由李石曾接任。
9月21日，國民政府第96次委員會議，通過大學(xué)院提交的北平大學(xué)區(qū)組織大綱，并改中華大學(xué)為北平大學(xué)。
10月5日，國民政府第99次委員會議批準蔡元培辭去大學(xué)院長兼代司法部長職務(wù)，由蔣夢麟繼任大學(xué)院長。
前北京大學(xué)的部分師生，對于北平大學(xué)的設(shè)置以及由李石曾出任校長表示反對，并且再次發(fā)起武裝護校運動。周作人所謂的“反李而不反蔡”就是由此而來。
自從1925年卷入北京女子師范大學(xué)學(xué)潮以來，號稱“某籍某系”的浙江籍北京大學(xué)國文系教員馬幼漁、馬廉兄弟，沈士遠、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魯迅、周作人兄弟，以及馬敘倫、錢玄同、朱希祖等人，一直站在號稱是“法日派”的國民黨元老李石曾、吳稚暉、易培基、顧孟余等人一邊；與以遠在歐洲的蔡元培為精神領(lǐng)袖的蔣夢麟、胡適、石瑛、王世杰、周鯁生、陳源、丁西林、李四光等“英美派”及“現(xiàn)代評論派”成員，公開處于敵對狀態(tài)。1928年7月15日，周作人在致江紹原信中，所表明的就是這樣的黨派立場：“北京已改為‘北平’，但此外無甚改變……聞李石公明日可抵上海，李玄公于昨日到北平了，想‘中華大學(xué)’可以漸漸組織起來，唯現(xiàn)代派諸‘君子’似因此有點灰心，無再來平重張旗鼓之勢，確否待證�！�
一個問號表達的強烈不滿
“李石公”就是被任命為國立中華大學(xué)校長的李石曾，“李玄公”就是李石曾的侄子和易培基的女婿李玄伯（宗侗)。周作人在這封書信的正文之后，還以幸災(zāi)樂禍的心情特別介紹了“現(xiàn)代評論派”的內(nèi)部分歧：“日前看見外交部張參事歆海，他對于胡適之陳西瀅諸公稍致不敬�！�
同年11月30日，周作人在致江紹原信中憤然寫道：“前日北大‘武力護�！�，打碎許多東西，學(xué)生會又發(fā)可笑的電報，自稱‘重傷多人’，以撒誑為能事，此輩以重打趙家樓自豪，其實乃五四精神之敗類，北大前途因此未可樂觀。他們反李而擁蔣，不知政治上蔡、李本是一派，北平大學(xué)辦法亦系蔡在任所時所定，蔡固系五四之首魁（？)，但現(xiàn)在又已提議停止青運，不知何以如此為學(xué)生看中也？聞北大護校一派人對于所謂語絲‘派’猛進派均欲打倒，唯現(xiàn)代派可以擁護，此雖亦是流言，或不無幾分真實�！�
周作人在“五四之首魁”后面專門加上一個問號，所要表達的正是他對于同鄉(xiāng)前輩蔡元培的強烈不滿和堅決否定。
1929年1月22日，正在南京請愿的北大學(xué)生會代表趙子懋、李辛之，與蔡元培、吳稚暉達成一項妥協(xié)方案：北大改為北平大學(xué)，由陳大齊出任院長。3月8日，江紹原在致周作人信中說：“‘大齋’公回北大，亦佳。否則我以為此席應(yīng)由先生擔(dān)任�！�
6月22日，北大學(xué)生通電全國，自動恢復(fù)北京大學(xué)名稱。7月20日，周作人在致江紹原信中表示說：“北大將獨立，校長則以蔡太史呼聲為高，唯不佞甚反對，其理由告知川島，今不贅。我想最好還是請百年續(xù)辦，而令其辭去考試院的官……北大師生至今尚迷信蔡公，甚奇。至于不佞則反蔡而不擁李。近來很想不做教員，只苦于無官可做，不然的確想改行也�！�
在此后的歲月里，周作人始終沒有在中國政府的官僚體系中謀到自己想要的官職。等到日本侵略軍占領(lǐng)北平之后，他先后出任北京大學(xué)圖書館館長、華北政務(wù)委員會常務(wù)委員、華北教育總署督辦，以及由汪精衛(wèi)任主席的國民政府委員之類的官職。由于他實在不具備做官從政的實際操作能力，反而被入門弟子沈啟無等人包圍玩弄，于是便出現(xiàn)了1944年3月15日的《破門聲明》：“沈揚即沈啟無，系鄙人舊日受業(yè)弟子，相從有年。近來言動不遜，肆行攻擊。應(yīng)即聲明破門，斷絕一切公私關(guān)系。詳細事情如有必要再行發(fā)表�！�
頻頻辭職是沽名釣譽嗎
盡管如此，并不“善于作官”的周作人卻偏偏官迷心竅，對于自己所出任的上述官職十分認真，以至于在母親魯瑞于1943年4月22日去世之后，專門在《先母行述》中寫道：“先母……今年二月因
肺炎轉(zhuǎn)而為心臟衰弱，勢甚危殆。以笹間醫(yī)師之力，始轉(zhuǎn)危為安。作人蒙國民政府選任為委員，當赴首都謁主席，見先母飲食如常，乃稟命出發(fā)……”
關(guān)于蔡元培的“善于作官”，周作人并沒有給出具體說明。在《知堂回想錄》的《望越篇》中，他倒是談到了另一位前輩同鄉(xiāng)湯壽潛的“善于做官”：
“這人最是滑頭，善于做官，有一個時候蔣觀云批評他最妙，他說，蟄仙的手段很高，他高談闊論一頓，人家請他出來，便竭力推辭，說我不干。及至把他擱下了，他又來撈一下子。再請他來，仍說不干。但是下回仍是這樣撈法，卻把地位逐漸地提高了�！�
與此相印證，著名外交家汪大燮在寫給同族兄弟汪康年的書信中，并沒有指責(zé)湯壽潛的“善于做官”，而是嘲笑他善于沽名釣譽：“蟄仙為人，原足欽佩，唯此事恐其干譽之心太重，……蟄仙本是捧名教二字做招牌者，凡用此招牌之店，大約總是半真半假、半通不通。但招牌捧得牢，便算是‘要好’，只得恭維他�！�
湯壽潛(1856-1917)，字蜇先，又寫作蟄仙，浙江蕭山人。1892年參加科舉考試，中第十名貢生，殿試二甲賜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次年在國史館任協(xié)修。1894年庶吉士期滿，以知縣銜歸部銓選，授安徽青陽知縣。到任三月余，以父母年邁為由辭職回鄉(xiāng)。隨后受聘為金華麗正書院山長，開始從事教育事業(yè)。
1901年，鄭孝胥推薦湯壽潛任職漢冶萍鐵廠及南洋公學(xué)，他辭而不就。1902年，他與張謇在通州創(chuàng)辦中國最早的師范學(xué)校。1903年，清政府任命他為北京大學(xué)的前身京師大學(xué)堂總教習(xí)，他沒有到任。1904年，清政府鑒于湯壽潛兩次上書朝廷，力陳鹽政時弊，特別任命他為直接掌握江浙等地錢袋子的兩淮鹽運使，他依然辭不赴任。1905年2月至3月，湯壽潛與張元濟、夏曾佑等人發(fā)動旅滬浙江同鄉(xiāng)，倡議集股自辦全浙鐵路。為了抵制英國侵奪蘇（滬)、杭、甬鐵路修筑權(quán)，他與張謇聯(lián)手發(fā)動“集民股、保路權(quán)”的愛國運動。8月，經(jīng)浙江股東推薦，湯壽潛被清政府授予四品京卿，總理全浙鐵路。在此期間，他布衣芒鞋，備嘗艱苦。短短3年時間，杭州至楓涇的160多公里鐵路及沿線114座路橋、14處涵洞、113處水管全部建成，確保了滬杭鐵路于1909年8月13日如期接軌通車。作為獎勵，清政府任命湯壽潛為云南按察使，他于10月、11月三次上奏辭職。同年11月，清政府改授他為江西提學(xué)使，他仍然是堅辭不受。
在此期間，湯壽潛還于1906年與張謇、鄭孝胥等人，聯(lián)合江、浙、閩紳商200余人，成立“預(yù)備立憲公會”，任副會長，以“發(fā)憤為學(xué)、合群進化”為宗旨，敦促清廷早日立憲。1911年11月，湯壽潛出任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一任浙江都督。因為被孫中山任命為中華民國第一任交通總長，他于1912年1月15日辭去都督，卻沒有就任交通總長。
蔡元培真可以做領(lǐng)袖
湯壽潛在經(jīng)營浙江鐵路時，經(jīng)手的金錢不計其數(shù)，但他兩袖清風(fēng)，甚至擔(dān)任總理之職而不支薪水，律己之嚴近于苛刻。1914年，北京政府將滬杭鐵路收歸國有，為補償湯壽潛在修建浙路過程中有四年多時間不支薪水，特贈20萬大洋。湯壽潛去世以后，他的兒子謹遵父訓(xùn)，將這筆錢悉數(shù)捐贈給浙江省教育會，后被用于建造浙江圖書館。1917年6月6日，湯壽潛病逝于蕭山家中，他的遺言恰好回應(yīng)了汪大燮的“干譽”指責(zé)：“競利固屬小人，貪名亦非佳士。”
事實上，無論是“競利”還是“貪名”，只要不傷害別人的正當權(quán)利、不侵犯國家及社會的公共利益，或者說是不違背成文與不成文的法律準則，都是無可厚非甚至于是值得提倡的正當行為。湯壽潛用“小人”之類的道德罪名來否定抹黑“競利”與“貪名”，反而坐實了他自己作為中國傳統(tǒng)的舊式文人“存天理，滅人欲”式的“名教”心理。
同樣是談?wù)摬淘嗟摹吧朴谧龉佟�，一直提倡并且堅持“健全的個人主義”的現(xiàn)代價值觀的胡適，所給出的卻是與周作人完全不同的另一種評價。
1935年7月26日，胡適在致羅隆基信中，把蔡元培既自我健全又與人為善、既挺身負責(zé)又兼容并包的不居功、不戀權(quán)的精神境界，與掌握最高權(quán)力的蔣介石進行比較：
“依我的觀察，蔣先生是一個天才，氣度也很廣闊，但微嫌近于細碎，終不能‘小事糊涂’。我與蔡孑民先生共事多年，覺得蔡先生有一種長處，可以補蔣先生之不足。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權(quán)，不再過問，遇有困難時，他卻挺身負其全責(zé)，若有成功，他每嘖嘖歸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歸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樂為之用，又樂為盡力。跡近于無為，而實則盡人之才，此是做領(lǐng)袖的絕大本領(lǐng)�！�
1940年3月6日，胡適在駐美國大使任上得知蔡元培去世，他與前北大同事周鯁生一起給出了蓋棺定論：“蔡公是真能做領(lǐng)袖的。他自己的學(xué)問上的成績，思想上的地位，都不算高。但他能充分用人，他用人的成績都可算是他的成績�！�
與胡適、蔡元培等人所表現(xiàn)出的以人為本、自我健全、以身作則、挺身負責(zé)、與人為善、寬容和諧的“健全的個人主義”的精神境界相比較；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的《望越篇》中，所表現(xiàn)出的依然是他在1912年執(zhí)筆寫作的另一篇文言文《望越篇》“雖然不是漆黑一團的人生觀，總之是對于前途不大樂觀”的“定命論一派”的精神境界；或者說是中國傳統(tǒng)的舊式文人因為找不到精神出路而心理黑暗以至于以己度人、否定一切的趣味低下的精神境界。
來源：時代周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