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突破：探訪民間學術部落
社會科學報記者 曾軍 特邀撰稿人 呂國利
前言：本報于2003年６月整版登出《一個民間學者質疑二百多位專家》和《學術孤旅——劉龐生的心路歷程》，對原籍河南新野的無學位、無職稱、無資歷的民間學者劉龐生向中國二百多位正統的專家學者參與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之核心課題——武王克商時間的官定結論提出學術質疑進行了專題報道，隨后，本報又于2004年４月刊登了《死在講臺上的民間學者》，對劉龐生為進行學術研究、撰寫論文及為使其成果得到審閱和公正評估所花費的巨大代價進行了報道。同時，本報也提出疑問：難道只有在規(guī)范體制下的學術研究才是惟一有效的嗎？民間學者到底是否能夠走上學術的論壇？上述系列報道刊出后，在讀者中引起了強烈反響。本報以“探尋民間學術部落”為主旨，在近兩年的時間里，對這些學術群體進行詳細了解和追蹤采訪。今天刊出的專題報道，就是我們了解和采訪的片斷，也是本報對民間學術和民間學者關注的繼續(xù)。
求真，民間學術的本色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比粢稳菝耖g學人的總體精神氣質，這詩句是最貼切不過的。毫無疑問，民間學人的學術研究都是主動的追求，因此，“為伊消得人憔悴，衣帶漸寬終不悔”的癡迷與執(zhí)著，是民間學人的共性，學術對他們而言，并不是一種“稻粱謀”的工作，也并不僅僅只是興趣與愛好，而是一種可以為之獻身的事業(yè)與責任。所以，他們的學術研究基本上都不帶功利色彩，是純粹的全身心投入，是常年的堅持不懈，是不計后果不圖回報的奉獻。正如固執(zhí)地賣掉自己的住房，常年堅持從事“九·一八戰(zhàn)爭問題”研究的沈陽民間學人張一波所言：“這不是工作，這是事業(yè)！”而其事業(yè)的意義——“是為了民族的尊嚴”。
在今日社會到處都浮躁著發(fā)財致富夢想的大背景下，比比皆是學人的短視與學術的功利，而民間學人的純學術堅守，就成為一束難能可貴的光源，照亮的是學術正道。
無助，民間學人的困境
雖然，民間學人在不少學術領域都有十分突出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但他們的生存境遇卻無疑是非常糟糕甚至是十分凄涼的。
身著破衣，佝僂著身子，拄著一支木棍，背著一只盛有殘湯剩水的
葫蘆，一個老人踽踽獨行于熟悉的或陌生的鄉(xiāng)間田野。他是誰？他是一名乞丐，他同時還是一名民間學者。王安江，貴州臺江縣苗族男子，他以乞討的方式，三十余年來走遍了南方十余個省區(qū)，還流浪至越南，至今已搜集到十二部自古流傳而即將消亡的《苗族古歌》——它們是苗族的族源史詩，王安江已將之整理后加注成冊，他還在繼續(xù)搜集，繼續(xù)乞討……
或許，王安江以乞討方式做學問只是民間學人中一個最極端的例子，然而，多數民間學者在其學術生涯中，不得不時時感受到無助，卻是最普遍的常態(tài)了。由于體制上的原因，最近數十年來，民間學人基本上被排斥于現有學術體制之外，他們得不到資金、得不到承認，更得不到學術的同等待遇與公正評價，一切只能靠個人的力量支撐著，因此，造成了他們從事學術研究的困難境況。
正氣，民間學者的力量
在民間學者身上，我們會很明顯地感受到一種堅定的力量，這是正氣支撐起來的。也只有正氣才能支撐他們在惡劣的環(huán)境中，在艱難的條件下，去從事清苦的學術研究，同時激發(fā)出他們高尚的品格與思想境界。
王紅旗說，他個人雖因“文革”而專業(yè)未成，但正是這個轉折，使得他“得到重新審視社會政治以及人生信念的機會”，“開始了獨立思考的不依附于政治經濟利益集團的民間學術生涯”。他給自己總結了一句話：“關心天下大勢，忽略生活瑣事；追求人生理想，放棄具體利益；自信事業(yè)有成，好人終得善報。”而領航中國茶文化研究方向的陳琿則有這樣的感悟：“當一個人認真踏實地去做一件對人類有益的事情時，生命就會在這個過程中成長成熟起來，一個高大而富有內涵的生命，必曾做過無數有益而沒有名利的事，但有什么回報能大過生命的提升呢？”
茶農學者趙恩語，精研創(chuàng)制出九華山茶第一品牌：龍池凝碧茶。為了保住茶的品牌和質量，他婉拒了許多人提出的合營、擴大生產規(guī)模等種種“建議”，每年只親自監(jiān)制干茶三至五百斤，惟求真茶真香。在這期間，他也不免多次被一些大大小小的奸商坑害欺騙，使他的生活和學術研究雪上加霜，但他并不因此而失去對社會的信任和對自己事業(yè)的追求。他真切地說道：“人們不應該滿足于生在光輝的時代，而應為自己所處的時代增添光輝�！�
蘇州的“三最”學者也是“三無人員”的朱季海，一生鐘情于中華文化，他在給杭州一位學者的信中寫道：“既與中國文化有關，我怎能不聞不問呢？”“（我)一切為了中國文化，為了人類文明，有多少能力就用光為止吧！”朱季海雖說生活困頓難濟，但他精神樂觀，說自己是“玉樹堅守不病身還是最好哩！”他在給杭州友人的另一封信中寫道：“酒醒深夜，紅燭照花，非情之所鐘，誰能如此？生命是寶貴的，只有寶貴的生命才會在任何情況下都能保住那股激情和希望的。強烈的渴求正是生命的動力，有什么不好呢？詩興勃發(fā)，令人欣羨，為什么要終覺黯然呢？生命之花是不凋謝的，心靈之光，明于紅燭�！�
天地有正氣，華夏出才俊。一個騰飛的中國，離不開正氣，缺不得才俊。現在應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要真正落實到制度上”的時候了！
編者按 本報曾刊發(fā)對民間學者的系列報道，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為此，本報以“民間學術部落”為題，在近兩年的時間里，對這些學術群體進行追蹤采訪。民間學者究竟在哪些學術領域取得了哪些突破性的學術成果？他們從事學術研究究竟面臨哪些困境？本版對此進行詳細報道。
■人物掠影
民間學術的價值追問
在今日社會到處都浮躁著發(fā)財致富夢想的大背景下，比比皆是學人的短視與學術的功利，而民間學人的純學術堅守，就成為一束難能可貴的光源，照亮的是學術正道。
趙恩語：《
黃帝內經》成書于使用16.5cm左右尺的時代
身份是茶農的趙恩語，隱居安徽九華山已有三十六個年頭。對他來說，選擇做學問、搞學術，探索自然和人生的奧秘，求解華夏文明的起源真相，是他心甘情愿、茹苦如飴的事，只要看一下他近二十年來所寫的論文題目，就可明白他研究的是何等純粹的學術：《夏初年代勘定》、《從易學的產生看華夏文明源遠流長》、《華夏何時開始使用金屬》、《中國國名考》、《仲康日食的認證》、《〈黃帝內經〉成書時代的探索》。
《黃帝內經》因醫(yī)理暢曉，醫(yī)道深湛，向為醫(yī)家所推崇。然而，有關該書的成書年代，至今仍定為“約成書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趙恩語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判定。他在花費數年心血精心研撰的論文《〈黃帝內經〉成書時代的探索》中寫道：“《內經》必為上古經驗之累積，決非一人一時之作，也非一人一時所能做得出來的。之所以語言文字較平易，必是經過古時歷代名醫(yī)之手，譯為當時語言甚或有所增益，但骨架則必為上古之遺，不能因其中有后世用語而疑之�！蹦敲�，產生《黃帝內經》基本“骨架”的這個“上古”是何時代呢？
趙恩語認為，自現代斷代技術出現后，不論丸泥片瓦，皆可據以測定其絕對年代，因其本身就可以告訴人們它產生于何時。這種方法如用于文獻史料上，也是同樣有效的。經論證，趙恩語認為，《黃帝內經》的成書時代，必是使用16．5cm左右尺的時代，而使用17cm尺的時代，是它成書時代的下限。故而，其成書在周代以前就是必然的了。至于再往上推，就是在堯舜之前了。《黃帝內經》雖托名于黃帝，其實可能大大早于實際的黃帝時代。
關于自己的研究結論，趙恩語說：“這至少將現在公認的《內經》成書時間的上限即戰(zhàn)國時代，要早六百多年�！薄皩ⅰ秲冉洝烦蓵哪甏舷奚贤屏倌暌陨线�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找到一種研究問題的方法。”趙恩語非常贊同宋健同志有關上古史研究所提出的“粗估”概念，認為這才是符合科學的。趙恩語認為，“《黃帝內經》不只是中醫(yī)領域的寶典，也是華夏文化的重要見證載體，探索其成書時代，對于華夏文明探源乃至黃帝存在時代的信息均具重大意義。
敢于對某種程度上已“迷信”化了的“權威”和“真理”發(fā)出自己的質疑，這是趙恩語最感自豪的事。早在三四十年前，趙恩語就對革命導師恩格斯那個著名的“從猿到人”（《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三段論提出過質疑。按照恩格斯的論斷：勞動創(chuàng)造了人類本身——勞動是從制造工具開始的——沒有一只猿手曾經制造過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趙恩語的思辨是：如果人是勞動創(chuàng)造的，而人又是由猿進化而來的，那么第一個制造工具的手就只能是猿手，否則人便不是從猿進化而來的；而如果猿手從來沒有制造過工具（即勞動)的話，那就不能說勞動創(chuàng)造了人類本身，二者是不能同時成立的。趙恩語從革命導師的結論中發(fā)現了不嚴謹與矛盾之處。敢于堅持自己的觀點，這是做學問的前提。從趙恩語身上，我們看到了一位民間學人的自信。他在總結自己的“學術”經歷時說：“只要你敢于否定，你的認識就會立刻大進一步�！�
朱季海：中隱隱于市，堅持求真本色
在《楚辭》研究領域，《楚辭解故》被學者們嘆為“學界天書”的研究著作，其作者是蘇州的朱季海。朱季海在蘇州學人中素有“三最”稱號：資格最老，才氣最大，性格最怪，他的寧為市民不為教授的選擇，就完全是他自我的、主動的人生選擇。作為民國五年（1916年)出生的他，在年僅十六歲時就被國學大師章太炎收為弟子，并得到器重與栽培。以其學術水平，在學術單位里成為“名教授”，當個“學科帶頭人”是根本不在話下的。但他在名利與學術之間，選擇了學術。其中的原因，我們可以從他說的一句話中品味：對學術的強烈渴求是一個學者生命的動力，而自由的學術研究又是學術生命延續(xù)的保障。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他先后離開了地位優(yōu)越的中央國史館、東吳大學，又先后拒絕了省文史館館員、
南京大學教授等職位的聘請，而這一切都是他為了自己能夠自由地去從事學術研究。當然，這也是他“求真”的學人品格使然：考察無錫泥人的發(fā)展史并研究其藝術內涵與欣賞價值；到杭州鳳凰山上考察并研究南宋皇宮遺址和官窯遺址；研究太湖三山文化及良渚文化、搜集良渚玉器資料和相關考古資料；去上
海參觀上海博物館與鎮(zhèn)江博物館聯辦的青銅器陶器展覽等十余項地跨省內外、時跨古代當今、學跨文理科技的學術活動，可不是一位年在青壯、有單位、有職稱、有上下級安排照顧的官方學者的活動，而是一位年已古稀、無單位、無職稱、無權勢背景的來自民間的文化老人“求真”的學術活動�。�
從事學術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將個人的生命與學術完全相融，本能地抵制來自外界的名利和社會環(huán)境的負面干擾，從而堅守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學術品格。我們從趙恩語、朱季海等許許多多的民間學者身上所看到的正是這樣的品格。
陳琿：二十年構筑原始茶文化理論體系，引領茶文化研究方向
2005年初，“首屆倡導茶為國飲杭為茶都高級論壇”在杭州舉行，入選論文中，有一篇是陳琿的《論茶文化萌生于舊石器早中期及飲茶起源于中國古越地區(qū)》。在這篇二萬多字的論文中，陳琿運用考古學、民族學、語言學、文化人類學等多學科綜合考證法，詳細論證了茶文化起源的時間、地點等學術前沿的開拓性研究結論，縱橫捭闔洋洋灑灑地闡述了其所提出的“原始茶文化”學術體系的一系列觀點。這些觀點最早發(fā)表于1990年10月25日的“杭州國際茶文化研討會”上，后以《飲茶文化創(chuàng)始于中國古越人》為題，發(fā)表在《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上，當年，學界權威刊物《新華文摘》第7期即全文轉載，成為《新華文摘》自創(chuàng)刊以來轉載的第一篇茶文化學術論文，引領了茶文化史學研究的新方向。如今，經過長達二十多年孜孜以求的扎實研究，陳琿已精心構筑起中華茶文化起源與發(fā)展演變的理論體系。
在對茶起源的縱深考證及茶史學的廣博研究基礎上，陳琿又在撰寫《中華文明起源探索》（暫命名)一書，其中有頗多獨到的開創(chuàng)性新論，如“絲綢起源于萬年以前的杭州灣地區(qū)”這一驚人觀點。陳琿認為：“凡對樹葉的利用，都萌始于人類在森林中的時代。絲綢是一種對樹葉的間接利用，有著比直接食用樹葉更為復雜的程序和工藝技術，所以其起源就遠遠遲于茶，但卻決不會晚于萬年之后�！辈⑦M一步闡述道：“如果說茶是文明前的文化，那么絲綢就是文明后的文化，因此，絲綢的出現，正標志著文明業(yè)已開始�！边@是對文明起源認定的一個全新意義上的突破。
■關注與反思
民間學人的學術困境
論文發(fā)表難
由于學術刊物的相對稀少，加上高校和官方研究機構大力培養(yǎng)碩博，使得學術論文的發(fā)表就出現了僧多粥少的局面。又加上一些學術刊物重名分輕內容，重人事輕質量，這就更讓民間學人處于劣勢了。茶農趙恩語每一篇論文都是精心研究仔細推敲而寫出來的，但有時發(fā)表一篇論文卻比登山還難。比如《〈黃帝內經〉成書時代的探索》這篇論文，準備和撰寫階段就用了數年時間，而撰寫完成至今已過近四個年頭了，竟找不到能發(fā)表或報道消息的刊物、媒體。期間先后投稿的刊物和報社多達二十余家，大多無反映，少數有退稿的，其理由又都無道理，趙恩語說：“世界上凡是有創(chuàng)見的文章，一般都是搶著發(fā)表的，而在我們這里則不然。如果不是外國人或所謂的權威，而是一般的人的話，創(chuàng)見有時就被當成了胡說，反之，胡說也可被吹捧為真理、卓識�！�
趙恩語所質疑的這種現象，應該說是一個長期存在于我們學術界的頑癥，“墻內開花墻外香”的事例不勝枚舉，更何況還有許多情況是“墻內花不讓開”。組合數學界有個著名的“寇克曼女生問題”，早在1961年就被我國一位中學教師陸家羲解決了，可就是因為陸家羲只是包頭的一名中學教師，不屬學術圈里的名人，無人予以重視，而被外國人搶先�？梢哉f，像陸家羲這樣的悲劇在民間學人中是司空見慣的事。
專著出版難
由于出版機制上的原因，加上書號的緊缺，“出書難”就成了當下“流行詞”。而“出書難”，最難的還是民間學者群體，主要原因還是他們無名分、無權力、無金錢。民間學者從事學術研究基本上都是依靠個人和家庭的力量，其自身的生存和生活就已相當困難，再要籌集資金用于出版，對絕大部分的民間學人來說幾乎沒有這樣的可能。趙恩語僅以自己每年春茶的收入，艱難地維持生計以從事學術研究，目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將自己的研究成果整理出版，但出一本書數萬元之巨費，讓年過六旬并無積蓄的他只能望洋興嘆。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民間學者各方面條件備極艱難，按理，其研究成果和權益在出版過程中更應得到尊重和扶持，可事實正好相反，他們嘔心瀝血數年甚至一生所完成的學術成果和專著，往往得不到出版社應有的重視，不是直接和間接地索要費用，就是輕率地退稿了事，即使出版了，又常常會出現作者權益受到嚴重侵害的情況。民間學者們的論文和專著不能出版面世，不只是許多可能很有價值的學術成果和重大學術突破會長久埋沒乃至被外國人搶先，同時也是對我國學術研究的健康發(fā)展與進步直至民族復興大業(yè)構成嚴重阻礙。
生存和研究條件難
朱季海說“無償的勞動才能導出不朽的事業(yè)�！比欢@其中又是何等的艱難呢！民間學人差不多都是在連最基本的生存條件都難以達到的情況下，從事學術研究的。
住在九華山上的趙恩語，幾十年來他一直獨身棲居于兩間簡陋的泥屋里，在他的“書房”兼“臥室”里，除了一張破舊低矮的木桌、長條板凳硬板床之外，就是幾堆數十年來點滴積累起來的書籍資料了。為了從事自己心愛的學術研究，趙恩語不得不花上很多的時間精力，去從事農業(yè)生產和經營，以獲些微薄的收入，作為維持生命與學術研究的經費支持�？梢哉f，趙恩語這樣的生存狀態(tài)和研究條件，是當下身處窮鄉(xiāng)僻壤中的無數民間學人的普遍狀況。
生活在農村的民間學者是困苦的，同樣，城市里的民間學人也是困苦的。蘇州的朱季海老人常自稱自己是“無錢、無勞保、無人照顧”的“三無人員”，到過朱季海老人在蘇州老城區(qū)的家中的人，都會用“家徒四壁”來形容：一間舊式的木結構房屋里，惟一床一桌一椅一竹躺椅而已。在這樣艱難的環(huán)境下做學問，已經不能用通常意義上“做學問”來理解了。長久的物質貧困，已讓朱季海無法顧及到文化人的面子。1987年馮夢龍學術研討會在蘇州舉行，會議組織者邀請朱季海參加，食宿免費，可會議結束后，他還想住在招待所里不走，最后是被人勸說了多次才離開的。我們這里不禁要問：社會有沒有責任給民間的文化精英提供一份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呢？
得到名分難
由于長達數十年的計劃經濟體制，學術機構基本上從屬于國家行政主導管理，因此，面向全社會的學術評價體制是缺空而至今未建立起來的，從而，學術面前人人平等的局面也至今沒有出現，出現的卻是在待遇上、評價上的嚴重不公平。比如，現行學術體制所重視的職稱、資格、待遇等，都只有在正規(guī)單位才能辦到，如果你不屬于正規(guī)的官辦學術單位，那么也就意味著你與現行學術評價體制“絕緣”，你只能在體制外圍不被承認與重視，也沒有相應的學術身份與地位。在沒名分的情況下，不要說找個愿意資助的機構比登天難，即便找到，也是“此路不通”！目前如何對待全國為數眾多（據估計不下百萬)的無名分的民間學者，已是個不容再回避的重大社會問題了。
趙恩語在《安徽史學》上發(fā)表了數篇極有創(chuàng)見的學術論文；朱季海已出版專著《楚辭解故》、《南齊書校議》、《莊子故言》、《石濤畫譜》等多部；陳琿在茶文化研究領域里，引領了茶文化研究的方向……不知道倘若評職稱的話，該給趙恩語、朱季海、陳琿他們評定什么職稱？是副高還是研究員、正高呢？這塊巨大的空白區(qū)域該涂上些許絢爛的色彩了！
由于得不到名分，民間學人在參加學術會議遭遇到尷尬。通常情況下，官辦的學術會議都是面向本領域相關單位的“學術圈”的，參加者往往按職稱、職務等一些只有體制內的人具備的條件選定，而普遍的是大部分民間學人自始至終被排斥在現有學術體制之外。也就是因為這樣的大環(huán)境，民間學者才須為參加一場學術會議而耗盡心思。如朱季海老人為了能參加學術會議和活動，在信中向朋友央求道：“如有全國性學術會議或國際會議，只要能所有費用一切由會方承擔，我一定欣然參加，論文發(fā)表不成問題，您有辦法嗎？”滿腹經綸的朱季海老人的這些言行和想法，或許會讓人覺得有些怪戾，但真的是他本人的怪戾嗎？是否是我們不合理的學術體制有些怪戾才導致的呢？
放眼古今學人多，不應身后識方干！給予民間學者一定的名分是該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得到周圍人的理解難
徐樹人，浙江諸暨璜山鎮(zhèn)外刀鞘村的農民學者，20年前的一次種
大蒜的節(jié)氣試驗，讓他進入了天文學的世界，慢慢地，他開始撰寫論文，提出自己的天體進化理論，為此，他停止了辦廠賺錢，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學術研究中。于是，周圍人的不理解就隨之而來：家人說他是湊熱鬧：人家大學教授都還搞不清楚，你一個高中生就能研究了嗎？村里的人更是給他起了個“犢頭”（紹興方言，意為傻瓜、呆瓜)的綽號，人前背后都這么叫他。
正因為論文發(fā)表難、專著出版難，長年研究出來的成果，又往往得不到當前學術體制的認可，再加上自身的生存和研究條件的窘迫，沒有名分的民間學者就必然要面臨周圍人的不理解了。“周圍人”，首先就是自己身邊的親人。民間學者從事學術研究，最大的阻力還是身邊親人的不理解，甚至反對。
與徐樹人的妻子只發(fā)發(fā)牢騷相比，蘇州的朱季海老人所遭遇的就屬于悲慘了。妻子和兒子們將他這負擔不起家庭的“一家之主”視同“廢物”，相互間竟互為“敵人”了。有一次爭執(zhí)中，他的次子失去理智，居然操起棍子就要打他，而他只能用自己的身體頂住房門并還以“流氓！簡直是流氓！”這樣的文人之罵。
其實，要使民間學者得到周圍人的理解與支持，也并非不能實現的，首先從學術制度上著手改革，改變傳統的學術評審規(guī)則，對民間學術和民間學者實行全方位開放和平等待遇政策，使體制內學者與民間學者之間的交流合作成為常態(tài)。此外，國家也應該允許并鼓勵社會力量成立各類學術基金會，以使眾多有價值的民間學術研究可以得到社會力量的資助和支持，這樣，我國的學術界和整個社會就一定會出現“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的繁榮局面。
